前言:《西游记》有云:“礼上大唐君,西方有妙文。程途十万八千里,大乘进殷勤。此经回上国,能超鬼出群。”身为四大名著之一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描写了唐僧在三个徒弟的保护之下,历尽十八万千里艰辛,与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如愿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艺术来源于现实,其实吴承恩所作的《西游记》,其中的唐僧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那就是唐代高僧玄奘法师,他也的确从长安出发去往西天,也就是印度取经钻研佛学。其实从长安到印度的距离,并没有十万八千里,但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依靠双脚从长安走到印度,也是一项令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工程。值得一提的是,长安到印度的直线距离不过2000多公里,而玄奘法师并未走这条路,他先向西北西域之地绕了个大弯,再向南跋涉到达了印度。玄奘法师为何不走捷径,反而绕了这么远的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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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法师一心向佛,屡次申请不成冒险偷渡出关据史料记载玄奘法师穿越沙漠、戈壁,翻越了帕米尔高原,走了一条非常艰难又绕路的路线,才抵达了印度,他之所以绕路,其实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系。历史上玄奘法师西行,身边没有三个徒弟的保护,他也不是唐朝皇帝的“御弟”,自然也不会有通关文牒这一类合法通行证,相反玄奘法师算是个,偷偷穿越边境线的偷渡客。贞观元年唐朝与突厥两国之间刀兵相向,唐太宗积蓄力量准备反击突厥人,同时严密封锁边境。而一心向佛的玄奘法师,迫切想要到印度,学习正宗的高深佛法,他向唐廷写了多次申请,都未得到回音,于是他决定偷偷“溜出去”。既然要做偷渡客,那么就要选择一条成功率较高的路线,在唐朝共有三条相对成熟的道路,连接了长安与印度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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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到印度的捷径,始于西汉古老的“蜀身毒道”首先第一条道路,在唐代之前已经存在,即“蜀身毒道”。从先秦时代到隋唐,印度在中国音译都叫做“身毒”,“蜀身毒道”的意思就是一条,从蜀地出发,穿越中南半岛,最终抵达印度的路线。这条道路与西汉时期,出使西域的张骞有着很深的渊源。公元前122年,张骞从西域归来,《史记》记载张骞向汉武帝报告:“居大夏时见蜀布、卭竹杖,问所从来,曰东南身毒”。意思就说张骞说在西域之地,见到了大量来自印度的布匹。因此具有商业头脑的张骞,建议说在国内西南地区,开辟一条通往印度的道路,对于汉朝来说是十分有利的事。汉武帝对此深表同意,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打通了西南官道,西汉朝廷亲自参与这条道路上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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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西汉以今宜宾、成都为基地,派遣了大量的探路人马,寻找从蜀地通往印度的道路。但是途中遭到了,当地蛮夷的阻挠,在前期只能停下了探索的脚步。当时有探路队员路过夜郎国,其国君竟然自大地号称,夜郎国比汉朝还要大,夜郎自大的成语,就是由此处而来。受到阻挡汉武帝,一怒之下扫平了夜郎、滇,与昆明附近的所有国家与部落,在攻打云南西夷的时候,受到了激烈的抵抗,西汉与云南诸多国家,打了十多年的仗,才将其击败,打通了成都到云南的道路。到了公元69年,汉朝击败了滇西最后一个敌人哀牢,才彻底打通了,自蜀地进入缅甸,再一路到达印度的道路。这条古道唐朝人也十分了然,唐代宰相贾耽,就在其著作《皇华四达记》中,详细记载了这条通往印度的古老道路。而且他还补充说,当时前往印度的道路,不只有“蜀身毒道”一条,因为这条道路到了隋唐时期,已经不太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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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身毒道”在隋唐时期,已经变成了十分危险的道路隋、唐王朝在云南,均没有设置管理机构,更没有向西汉一样,在蜀身毒道沿途,设立强有力的控制、保障据点。公元548年,南北朝发生“侯景之乱”,宁州刺史为了平定乱事,带走了原本驻扎在云南的部队前往中原。此后在云南地区,再也没有中原官员,到宁州云南任职的记录,云南也慢慢被爨氏控制。以致于到了玄奘法师身处的唐朝初年,蜀身毒道上几个官方控制的据点,已经荒废了多年。云贵高原地势落差很大,从蜀地进入云南的官道,修起来颇为不易,加上云南内部各个土著势力犬牙交错,还有很多尚未开化的蛮夷部落,所以除了大批结队而行的官军,普通人独身一人,是不敢走这条风险性很大的道路的。玄奘法师早年曾在蜀地生活过,对于蜀身毒道定是十分了解,虽然这条道路距离印度最近,但是一路上的不确定风险太高,迫使他最终放弃了这条捷径,毕竟活着才有“输出”,万一死在半道上,还谈何取经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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