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援的故事概括起来_生活广记

东汉的伏波将军马援，平定南方后，“振旅还京师，赐援兵车一乘，朝见位次九卿” 。如此受到汉光武帝的礼遇，功勋卓著的将军府上，其门楣之赫赫扬扬，阖府之无限荣光，家人之春风得意，子弟之耀武扬威，当然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马援还在率部于交趾浴血战斗时，对于洛阳城里的一切动态，无不在关注之中。尤其对他的两位侄少爷关心备至，在洛阳跟什么人来往，在什么地方吃喝玩乐，说些什么不三不四的话，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看来，他部队的情报系统很有效率，在首都的眼线撒得很广。虽说他是职业军人，但政治意识很强。他担心小儿辈的愚蠢，毁了他一生名节，败了他马家的名声。
古往今来，出身于高官显宦，豪门贵族的年轻人，我们如今统称之为“高干子弟”的新生代，好样的当然不少，但差劲的同样也不少。若是行止不检、作风不正、品德不佳、名声不好，而又不知检点，不自收敛，不加节制、不善反省的话，则必嚣张;嚣张过甚，则必猖狂。马援担心的是他的侄子闯祸生事，连累家门。于是，就有这封很有名的《诫子侄书》。
“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他还告诫他俩，除了不要乱说八道，信口雌黄外，结交什么样的朋友，也应该有个选择。“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士，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龙伯高，杜季良，显然都是洛阳城里年轻人圈子里的活跃分子，自然也是马援之侄马严、马敦的朋友。《后汉书》说马府的这哥儿俩:“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详细情况未有交待，不敢妄拟。但从后来发生的一起案件看，这些年轻人，包括梁松、窦固等等地道的皇亲国戚，肯定仗势恃宠，走马放鹰，耽于安乐，言不及义，大概很遭一般干部和普通百姓的嫉恨。当马援这封《诫子侄书》驿传到洛阳后，立刻被人抓住大做文章，一下子就把那个杜季良给告了，说他“为行浮薄，乱群惑众，伏波将军万里还书以诫兄子，而梁松、窦固以之交结，将扇其轻伪，败乱诸夏。”这两位比马严、马敦要牛皮得多的贵公子，只好在宫阙的石阶上，拼命磕头求饶，直到脑袋瓜子磕出大包，磕出鲜血，汉光武帝才开恩，免于处分，放了他俩。估计他们抱头鼠窜出来后，必然要埋怨马氏兄弟，看你叔叔火上浇油，做的好事。而马严、马敦，若无这封家书的有言在先，牵涉到案子里，刘秀怕就不会从轻发落了。
马援这封信，虽使他的侄子幸免于祸，但让我们感到奇怪的，这个教导别人谨言慎行，律求自身的老前辈，最终也还是坏在了他自己所批判过的:“好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的“此吾所大恶也”上面。《后汉书》在他的列传后边，做了个小结，其实也是替他感叹:“然其戒人之祸，智矣，而不能自免于谗隙。岂功名之际，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谋事则智;惑不私己，以之断义必厉。”这番话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马援的故事概括起来】
“援自还京师，数被进见，娴于进对，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辅长者，下至闾里少年，皆可观听，自皇太子，诸王侍闻者，莫不属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尝言:‘伏波论兵，与我意合。’每有所谋，未尝不用”;“为人明须发，眉目如画” ，风度非凡，那将帅气势，威武依旧，连刘秀也忍不住赞赏:“矍铄哉是翁也” 。不知是这一份殊荣，尊崇，恩渥，褒誉，起到了酒精的麻醉作用，使伏波将军晕晕乎乎了呢?还是他上了年岁以后，记忆力的减弱，早已忘记曾经殷殷告诫别人的诤言?
后来，他出征，文武百官，祖道饯行，这本是皇帝赏你的恩宠，你就享受你的光荣得了，用得着在大庭广众之下，训斥梁松、窦固这两位皇亲国戚嘛?他停下马，教导他俩:“凡人为贵，当使可贱，如卿等欲不可复贱，居高坚自持，勉思鄙言。”这番话，用百姓的语言直说，就是:你爬得再高，也有可能栽下来，你要想不跌得头破血流，你只有好自为之。这话当然也不错，而且相信这老将军是绝对的善意，可在这样盛大隆重的礼仪场面当众讲出来，那肯定就是羞辱人了。
又有一次，他病了，梁松来探望，“独拜床下，援不答。松去后，诸子问曰:‘梁伯孙帝婿，贵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惮之，大人奈何独不为礼?’援曰:‘我乃松父友也。虽贵，何得失其序乎?’”最后，正是这个恨不死他的梁松，使得他兵败削爵，死无葬身之地，落了个很惨的下场。当然，并不是小人之不可得罪，身为军人，连最起码的战略战术也不顾，盲目地发起攻击，打蛇不死，反遭蛇咬，实在是没有道理的。
宋人陈亮在《酌古论二》里，谈邓禹的一番话，用在马援的结局上，最为贴切了。“语曰:‘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故夫古之智者，尝尽心于垂成之际也。”因此，套用一位伟人的话，一个人保持清醒不难，难在一辈子保持清醒。对于上了年纪的老者来说，这也可算是一句值得引以为训的箴言。
时间长河不停的流淌，历史在不停的发展，让趣历史小编带大家拨开历史的迷雾，回到那刀光剑影的年代，看看沙定州之乱的具体经过。
公元1645年九月份，处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东北的武定土司首领吾必奎，决定趁着清军、农民起义军、南明军在中原乱战的大好时机，发动叛乱，并放出话来声称：“已无朱皇帝，无有沐国公!”
此番话语让当地的众多土司为之振奋，一下子叛军就攻略了大姚、定远、姚安等多座城市，整个云南为之震动不已。
在整个明朝的统治体系，云南由于地处偏远，境内少数民族多，所以其管理体制同其他省份地区有很大的区别，处于世袭勋戚和地方流官的双重管制，这两者有时候会互相配合，有时候又出现纠纷。
其中，世袭勋戚指的是，明代开国名将沐英同其后代，都肩负着镇守云南的重任。沐氏家族在云南，不仅拥有较为独立的兵权，在经济、政治等领域，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长期以来，沐英及其世袭后代的时候，在镇守云南的时候，常常能够做到对内镇压土司反叛，对外抵御缅甸等外敌入侵，保境安民，为云南地区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自从明末以来，沐氏家族的后人中，出现了几位水平差，人品也差的人，比如：第十二代黔国公沐启光在位时期，就曾经被武定土司的叛军打得满地找牙，甚至一度围攻了云南首府昆明，依靠朝廷大军才得以将叛乱平定，丢人至极!
到了沐天波继任成为第十三代黔国公的时候，大明王朝已经岌岌可危，无瑕去管理云南这样的偏远地区。好在沐天波的个人能力，还算突出，能够勉强压得住，这些蠢蠢欲动的土司。
然而，随着崇祯皇帝于1644年自缢身亡，明王朝正式灭亡，进入更为混乱不堪的难民地区。这时纵然，沐天波有再高的手段，也压不住这些土司，所以便有了前文所述的武定土司吴必奎叛乱事件。
沐天波虽然已经十分及时地作出了回应，调集了其他土司的军队，轻而易举地将武定土司的叛乱给平定了，吴必奎连同其党羽都被活捉了。
但此后，参与平叛的蒙自土司沙定洲，他借此看到了云南府内部的各种矛盾，且首府昆明的守备力量较为薄弱。这让他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一举夺得云南。
公元1645年十二月初一日，在做足部署之后，沙定州亲自率领士卒攻进黔国公王府，由于事发突然，身为云南总兵官的沐天波甚至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带着几名心腹卫士，保护着官印和世袭铁券等重要物品，仓皇地逃往了西宁，后来又转移到了楚雄地区，才得以暂时安顿了下来。而沐天波的母亲和妻子则因为没有同行，只能绝望地跑到了尼姑庵里自尽了事。
就这样，云南首府昆明落入了沙定州的手中，他派人去追击沐天波，但在楚雄被击溃。如此，他只能转而发兵去攻略周围多个地区，一下子除了沐天波和云南副使杨副使所控制的楚雄及其以西地区外，其余的全部都落入了沙定州的手中。
沙定州获取了沐氏家族积累了两百多年之久的巨额财富，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其根本目的在于获得南明所承认的法理地位，彻底将沐天波取而代之。
然而当时政局十分动荡，南明的隆武政权也不知道云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故，就算知道了也因为鞭长莫及，力不从心等客观原因，对于沙定州叛乱这时置之不理。
时间来到了1647年初，著名的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在在西充县境不幸牺牲，其所部大西军群龙无首，只得迅速南撤，暂不参与中原的纷争。
大西军面对清军和南明军队的前后夹击，境况十分窘迫，好在有孙可望、李定国等优秀将领的带领下，大西军顺利渡过长江天险，顺利战略转移进去云南。
在孙可望的带领下，大西军进行了一番蜕变，不再像以前那般蛮横和血腥，整个军队面貌焕然一新。为了减少进军云南的阻力，孙可望事先派遣了大量的间谍，利用当地民众对于沙定州的不满，以及沐氏家族长年以来在云南所想有的巨大威望。
这些间谍到处散播假消息声称，此次入滇的大西军其实是沐天波妻子焦氏家族的武装。这一招果然奏效，大西军所到之处，便有许多热心老百姓开门受降。
为了迷惑沙定州，孙可望在占领了曲靖之后，并不是直接去攻打较近的首府昆明，而是去南下攻大较远的阿迷州，并成功击败了沙定州所派来的援军。
沙定州眼见自己确实打不过，又真的误以为大西军就是沐氏家族的武装，便主动放弃了昆明，逃回了自己的老巢蒙自土司。就这样，昆明重镇被大西军不费一兵一卒就拿下了，此时沙定州方才意识到，对方根本就不是沐氏家族的武装，但为时已晚。
紧接着，孙可望便带着大西军四处出击，很快整个云南就只剩下沙定州的老巢蒙自，以及若干别的地区还在苟延残喘以外，其余的都已经落入了大西军的手中，其中包括了沐天波所在的楚雄。
为了彻底铲除沙定洲的残余势力，李定国、刘文秀领兵南征阿迷、蒙自，沙定洲负隅顽抗，但最终还是力战不敌，被迫投降。然而，即便投降也无法让其苟活，孙可望经过一番思考，还是将沙定洲给处斩了。
沙定洲之乱至此平息，云南全境也至此落入大西军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