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生活启迪有资于治道的史书( 二 ) _有资于

为了写这一篇幅巨大的著作,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收集整理了大量资料,除了采用历代的正史之外,还参看各种历史著作300多种。《资治通鉴》全书有300多万字,在19年时间里,从发凡起例到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绝不假他人之手。
今天,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一件珍贵的《资治通鉴》手稿,文字是司马光亲笔所书,有29行465字,每个字都一丝不苟。据说全部原稿,足足有两间屋子,可惜现在只剩下这一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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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藏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
《资治通鉴》里,秦汉、隋唐这两段大一统的辉煌,战国、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这三段分裂混乱的历史曲折,司马光悉数记述,井井有条,甚至我们今天要阅读战国至五代这一段中国历史,仍找不到可以取代《资治通鉴》的书。
这套书的现实指导作用更为人所称道。针对为什么强盛的秦朝和隋朝都二世而亡这个千古难题,《资治通鉴》突出了这两个朝代在用人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司马光认为秦二世偏信赵高,“天下溃叛,不得闻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他因此强调用人要赏罚分明:“夫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为治,况他人乎!”又说用人的前提是要充分信任人:“疑则勿任,任则勿疑。”
作为新中国最早组织开展的大型古籍整理工作,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于1954年9月展开工作,由顾颉刚、容肇祖、聂崇岐、王崇武、郑天挺等学者分工协作,进行分段、标点,1956年正式出版,长期风行海内外。
标点本《资治通鉴》出版六十余年来,基本未作修订。今年11月8日,由中华书局主办的“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纪念暨标点本《资治通鉴》修订工程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继修订“二十四史”之后,《资治通鉴》的修订也终于被提上日程。若干年后,人们有望见到一套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的点校本《资治通鉴》。
与王安石“相爱相杀”
真君子不惧论争
司马光一生最大的争议是反对王安石变法,被称作“保守派”“顽固派”,然而,真实的历史并没那么简单。
北宋中期,朝廷深受冗兵、冗员、冗费之苦,辽和西夏长期威胁宋朝的北方和西北,问题重重,积贫积弱。如何化解矛盾,让本朝走出“朝代更替”,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们念兹在兹的心事。拥有《资治通鉴》洞见水平的司马光,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反对变法。
其实,司马光也希望改变,他承认“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曾讲自己和司马光是“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只不过王安石的一些做法,司马光觉得太极端了。
王安石变法吸取了范仲淹“庆历新政”迅速失败的教训,尽力避开敏感的政治问题,从经济角度开展改革,走先易后难的路子。他一心富国强兵,推出青苗法、募役法、市易务、农田水利法等改革措施。
司马光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国家总财富基本是不变的,王安石的变法是把民间的财富以变法的名义收归政府,与民争利。这与“藏富于民”的宋朝基本经济国策相悖,也不符合百姓的利益。
王安石何尝不想让百姓富足安康,只是当时国家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国若不国,民何以堪?可是,变法在执行过程中却出了一些问题。
比如青苗法,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这个利息比民间借贷的利息低得多,但也达到年利率40%的水平。在具体操作上,不少地方发生了强迫农民贷款的事情,加重了农民负担,一时搞得民怨沸腾。
毫无疑问,王安石的变法动机和思路是先进的、正确的,但是他低估了改革的难度和持久度。王安石过于急于求成,尤其在选官用人上,谁支持变法就提拔谁。很不幸,他们中虽有人真正支持新法,但更多的人只是想升官。因此,变法措施在执行中变了味,反而让宋朝雪上加霜。
只能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改革需要决心和勇气,也需要对现实状态的理性认知,更需要长途跋涉、长期战斗的耐力。司马光并不反对改革,只不过他的姿态更低,追求步伐更为稳健、更加有力而已。
有个例子可以看出两人的分歧:宋朝经常赏赐官员,加重了财政负担。司马光提出可以不用给官员物质赏赐,而王安石则想着通过征税等方式增加财政收入,国库就有钱赏赐官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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