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里的江南文化资源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是由谁提出的 _最古之

充分挖掘方志里的江南文化资源
——专家探讨地方志编撰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光明日报采访人员苏雁光明日报通讯员蒋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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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乡周庄。本报采访人员苏雁摄/光明图片
在中国有这么一块土地，地理学家称她“水润”，文学家称她“诗性”，艺术家称她“意境”，经济学家称她“富庶”，而普通民众则称她“宜居”——这就是“江南” 。
“最古之史，实为方志” 。江南是全国地方志编纂历史最悠久、编纂频率最高、历代志书数量最大、品种最全、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2021年10月，“志说江南·2021苏州圆桌会议”举办，来自海内外众多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一起探讨“方志里的江南与新时代江南文化高质量发展”这一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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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里的江南文化资源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是由谁提出的】 苏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洁表示：“今天的长三角城市群大致是古代江南的当代形态，三省一市地缘相邻、文化相亲，有着共通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观念，我们希望以江南文化为纽带，加快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加快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凝聚精神力量、提供文化支撑。”
地方志成为江南文化的根和魂
“一个小小的石湖，完全可以佐证这个划分。”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胡祥说，位于苏州城西南的石湖，水面积仅有3.6平方公里，“但石湖在南宋时成为江南的人文渊薮，最重要原因是，石湖和南宋诗人范成大的相互成就，形成了其特有的人文景观。”
范成大在石湖边编撰《吴郡志》，弃图存文，这是中国方志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从而让石湖成为江南文化高地，越来越为世人瞩目。“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就出自他晚年编撰的《吴郡志》。范成大去世前一年，50卷《吴郡志》编撰完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吴郡志》“征引浩博，而叙述简核，为地志之善本”，评价非常高。
“对《吴郡志》记载的那些充满个性和有温度的苏州人物，对其中或隐或现的江南诗性文化的基因、元素、特点、规律进行深入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和把握苏州，也会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当代城市文化建设提供重要而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教授说。
范成大之后，江南的地方精英先后加入修志行列。“在现存的江南方志中，从府志计算，镇江、常州和苏州范围内，宋、元方志加在一起，不满100种。还有一些尽管还没有修成志，但是为修志做准备，保存下了非常重要的史料。尤其是明清时期，有很多史料是民间自己修的，不仅多，而且质量高。单从方志讲，很多都是全国一流专家参与修撰、撰写，特别是晚清和民国的方志，已经有不少用上了现代调查统计的办法，用科技手段编纂。”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说。
“这些志书的反复编纂，为江南文化的形成与固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说，地方志成为江南文化的根和魂。”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左健伟说。
盛世修典，盛世修志
上海市社联主席王战提出：“是千年江南经济成就了江南文化。”没有经济的发达，江南文化就失去了立足之本。古往今来，盛世修典，盛世修志。
2019年年底，校点本《江南通志》出版，这是乾隆版《江南通志》的第一次校勘、标点、排印出版，包括了10志、68门、200卷，分订为12册，654万字。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程章灿教授主持了该项点校整理工作。“校点本《江南通志》出版时，恰逢江南文化研究正如火如荼地铺开，整个社会对江南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同时国家确定了长三角发展战略，该书有了更重大的现实意义。”程章灿说。
“充分利用江南的方志，挖掘方志里的江南文化资源，可以使我们对江南和江南文化的研究达到新的水平。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现有方志的数量和质量，也反映出一个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程度。江南的方志，反映了江南的文化乃至江南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准。”葛剑雄说。
今年，苏州将国家方志馆江南分馆建设写入党代会报告、列入《“江南文化”品牌塑造三年行动计划》，挖掘方志里的江南文化资源，阐释新时代江南文化精神，探寻江南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当代创新。

方志里的江南文化资源 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是由谁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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