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举了张良狙击秦王、进履受书、劝说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三件事 。这三件事表面看来似无关连,但作者却敏锐地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由此提出了他的独创见解 。
第二段先从前两件事说 。人们孤立地看圯上老人赠书事,因而把一些神怪传闻当作真实 。作者把这件事同张良狙击秦王联系起来,把他为韩报仇不能忍小忿,逞匹夫之勇,与成大事所需要的大忍耐联系起来,指出这是秦时的隐士对张良忍耐心的考验观察,其用意并不在书的授受 。指出老人的行动所暗示的,都是圣贤间互相警示劝戒的道理 。这几层意思紧密钩连,互为论证,结构非常严密 。拂去老人赠书的神奇色彩,关系到基本立论,因为如果这真是神怪的行为而非人事,就无法按常理论之 。老人赠书的用意,则是从张良和老人的行动本身这两个方面来论证 。从张良讲,他狙击秦王的行动,是“不忍忿忿之心”的表现,这种荆轲、聂政式的刺杀行为,在当秦势方盛时无异于白白送死 。老人因为痛惜其才,才“出而试之”,故意用傲慢无礼的举动“无故加之”,极力摧折侮辱他,以磨炼他的性格,“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其“能有所忍” 。从老人说,他对张良的一系列折辱举动,显然不是出于无心 。当老人故意走到张良跟前堕履又命他取履时,张良“欲殴之”,仍有不能忍之心因念其年老而下桥取履是“强忍”着,老人岂有不知,故又提出更带侮辱性的要求:替我穿履!张良想,既已为老人取履了,就再替他穿上吧 。这“能忍”的程度又进了一步,但老人还要再看看 。他以足受履,笑而去,行了里许路,见张良只是目送着他,并无异常的表现,这才再走回来,对张良说:“孺子可教矣!”这就自己道出了有意试察的用心 。太史公的笔墨也很传神:写张良“欲殴之”,“强忍”,“业为取履,因履之”,“殊大惊,因目之”,一连串带动作的心理描写把个“忍”字的深化过程刻画得丝丝人扣 。随后因“平明”、“鸡鸣”赴约仍然迟到而一再受到怒责,终于以“夜未半”即往,得到老人的首肯,完成了“忍”’的磨练 。这给作者取为立论主题提供了材料 。如果老人的用意是在赠书,只须将书授与即可之所以“深折之”,正说明“意不在书” 。“且其意不在书”,而在使张良能忍,二者实为一个意思 。
为了加强说服力,第三段又引史为证,再次申说上段之意 。文中先引郑伯能忍而不战退敌,勾践能忍而终灭吴国,以见忍的极端重要性,说明圯上老人何以要“出而试之” 。又概述老人“深折”张良的情景,证明他的举动确实是对张良的考察试验 。前者是从动机讲,后者是从事实讲,行动的目的则是“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化用《论语·卫灵公》“小不忍则乱大谋”语意,即上文所谓“圣贤相与警戒之义”),后来的结果则是使张良达到了“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的境界 。
以上都是就张良早年的两件事而言,第四段又举他后来在刘邦项籍斗争中的一个例证以实之 。没有这个例证,张良在坦上的表现,可以视为偶然有了这个例证,上面的论证才开花结果,落到实处 。这段的精妙之处在于,作者不是孤立地讲张良,而是联系到刘、项两家的斗争来举例 。文中把刘邦之所以胜和项籍之所以败,归结为能忍和不能忍,而以韩信求假封为齐王的事例,把刘邦之能忍归结为系由张良成全,不仅说明了能忍对于张良、对于刘、项的事业的重大意义,还说明了纪上老人的启导所起的巨大作用,大大增强了通篇议论的说服力 。末尾以揣度作结,谓子房的状貌也表现出能忍的特征,思致新颖,风调翩翩,余味不尽 。[4] [3] [2] [1]
留侯论名家评价杨慎《三苏文范》:东坡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 。至其浑浩流转,曲折变化之妙,则无复可以名状,而尤长于陈述叙事 。留侯一论,其立论超卓如此 。[1]
茅坤 《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忠工文钞》卷十四引王慎中:此文若断若续,变幻不羁,曲尽操纵之妙 。[1]
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四:此文得意在”且其意不在书“一句起,掀翻尽变,如广陵秋涛之排空而起也 。[1]
吕祖谦《古文关键》卷二:⑴先说忍与不忍之规模,方说子房受书之事,其意在不忍,此老人所以深惜,命以仆妾之役,使之忍不耻就大谋,故其后辅位高祖,亦使忍之有成 。[1]
⑵一篇纲目在“忍”字 。[1]
郑之惠《苏长公合作》卷六:发得圯上老人意思彻,亦是磨礲千古英雄型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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