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德始终说的是什么五德始终说是谁提出来的( 二 ) _知识分享

【五德始终说的是什么五德始终说是谁提出来的】历史上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大一统中国” ，是在汉武帝以后才形成的。汉代在这个背景之下还有很复杂的面相。《祥瑞》中引用陈侃理的说法，认为汉代文化危机先于社会危机来临，神学权威率先衰落，这种看法是与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传统理解不相同的。西汉朝堂之上“五德终始说”这种带有一定非理性色彩的理论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也是后世很少见的现象。
周制与秦制之争
西汉政治脉络的一条主线
在《祥瑞》的写作过程中，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阙海时常与作者张向荣进行学术探讨。阙海在活动上指出，从汉代历史发展脉络来看，王莽的出现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从汉高祖到汉武帝之前，汉朝一直处在后战国时代，那个时候的人还没有从战国思想当中解放出来。
从汉武帝开始，汉朝统治者才有意识地构建大一统王朝，而这种改革以“公羊学”（以《公羊传》来阐释《春秋》之学）的“回归古制”作为指导思想。所谓“古制” ，即《春秋》所描写的周制的格局和价值观。这种改革思想让汉朝不断地向周制靠近，使得汉代国家政制形成了二元结构。
在政治运作层面，汉代沿袭了秦代的律令制，在政治文化层面，汉代在不断接近周制“致太平”的理想。汉武帝改革之时，汉代还是“王（周制）霸（秦制）兼用” ，到汉元帝（西汉第十一位皇帝，汉武帝是西汉第七位皇帝）之时已经开始纯用儒术，把儒学的认识贯彻到政治运作当中。这种走向最后势必会出现一位人物，他会纯粹地按照周制来对国家制度进行安排。这个人是汉代的“周公” ，他就是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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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才图会》中的汉武帝、汉宣帝画像。《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还是太子的时候“柔仁好儒” ，汉宣帝训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霸道”源自法家，以严峻的刑法治国；“王道”源自儒家，以德治、仁义治国。
周制与秦制的“王霸之争”是西汉政治脉络的一条主线，许纪霖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祥瑞》着力描写的董仲舒、公孙弘和主父偃三个人物恰好反映了这场政治角力中的不同面向。董仲舒精通儒学而不懂帝王之术，纵横家主父偃恰好相反，善于权谋却没有理论支撑。
许纪霖称，这三个人物中他最欣赏公孙弘。公孙弘既有“儒”的一面，也有“法”的一面，他懂得如何真正治国理政，把汉武帝的“外儒内法”落实为一套具体的制度化架构，就像张向荣在《祥瑞》中评价道，公孙弘穷其后半生为后世儒生铺就了一条通达的仕途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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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汉武大帝》截图，汉武帝策问朝堂与各地举荐的贤良之士，公孙弘、董仲舒等人前来应试。
中国的文官制度始自西汉，在世界各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最早出现了文官制度，这与公孙弘的贡献是分不开的。相较于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外戚和宦官专政，以文官为核心的官僚制度是相对理性化的，起到了缓冲剂的作用。文官任职之前经历过儒家五经的洗礼，除了官僚系统的制度约束以外，他们的行为处事还受到了内心道德信念的制约。
这套文官制度在汉代延续了下来，一直到王莽时期。王莽掌权之时，文官制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许纪霖援引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讲到，韦伯提出一个政治家不仅要有信念伦理，还要有责任伦理。信念伦理只对政治家的动机负责，只要我的动机是善的，我代表了天命顺应了民意。责任伦理则要求政治家对行为的结果负责，要通过行为的结果来检验坚持的信念是否正确。“用今天的话说，政治家要接地气，要有人情味。”从董仲舒到公孙弘，儒家信念最后落实为一套文官体系，就是在制度上试图实现一种微妙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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