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安民的译文( 四 ) _《生于忧患

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
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 *** 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
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
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
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 *** 舍本事而事末作。
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第一段翻译）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
何以知其然？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
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从前，历代的君主，法度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统一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必定是国富而粮多的缘故。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先代圣王都是重视农业的。
凡属于治国之急务，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造，禁止了这些，人民便无法游荡求食，人民无法游荡求食，就只好从事农业。人民从事农业则土地得到开垦，土地开垦则粮食增加，粮食增加则国家富裕，国富则兵力可以强大，兵强则战争可以取胜，战胜则土地也就广阔了。
因此，先代圣王懂得人口多、兵力强、国土广和国家富都一定来源于粮食，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作，以利于发展农业。现今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制作的人们，干一天可以吃用五天。
农民终年劳动，却不能维持自家生活。这样，人民就放弃农业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
弃农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那土地就荒芜而国家贫穷了。（第二段原文）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 倍贷以给上之征矣。
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 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
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
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
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
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 *** 治。
富而治，此王之道也。（第二段翻译）凡是农业，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余。
然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耕田锄草都有季节限制，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
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所以，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
—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了。—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对于外逃者处刑，国君也不能制止农民外流，这乃是粮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
从高山东麓到黄河、汝水之间。作物生长期早，凋落期迟，是粮食增产的好地方。
四季皆种而五谷皆收。中等年成亩产两石粮食。
一个劳力可以耕百亩收二百石。如今国家粮仓空虚而百姓没有积存。
农民卖儿卖女，其原因就在于君主没有办法均衡人们的收入。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注意让农、士、商、工四民即使互换其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也无法互相超过。
这样，农民专—务农而收入可以与其他各业均衡。农民专一务农田野就得到开垦，奸巧之事也不会发生。
田野开垦则粮食增多，粮食多则国家富裕。没有奸巧之事人民又会安定。
富裕而安定，这正是成王业的道路。（第三段原文）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