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说写作背景( 二 ) _少年中国说的背景

第五段承上段之意一转，认为中国“老大”之命运殆尽，而正以一个“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的“少年国”出现在东方。第六段强调“国之老少”，“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中国的“老后，老臣、老将、老吏”，及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只能使国家“老且死”，乃至“未及岁而殇” 。第七段以满腔热情激励“中国少年”奋起直追，担当起创造既壮且美之“少年中国”的伟大历史使命。
全文纵横捭阖，将老年、少年、老年中国、少年中国，交错比较激情贯注，一气呵成，确有振聋发聩、令人奋飞的感染力。[内容述评] 作者知耻于当时中国之“老大”，对封建专制的黑暗腐败深恶痛绝，对满清统治者的老朽昏庸深恶痛绝，对国家的落后十分痛心，对国民的愚昧十分痛心，因而从内心爆发出一种不可遏止的激情，猛烈抨击这一切令人厌恶的东西，并热情呼唤一个充满生机的“少年中国”尽快到来。这种昂扬的改革精神和深切的爱国情怀令人钦佩。
用老年人来类比“老大”的中国，用少年人来类比“少年”的中国，并从少年人必将取代老年人，认识到少年中国必将取代老年中国，这是进化论的观点。这种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使梁启超在极其黑暗、衰败的时代，看到了它的必将灭亡，并充满希望和信心地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其积极因素不能抹煞。但进化论有待于发展为历史唯物主义，否则，它就只能是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想武器。梁启超一生的政治思想多有变化，这恐怕正是进化论观点和改良主义思想在其社会改革实践中得失消长的体现。
对此，我们应当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另外，与进化论相联系，他认为老年人一切都不好，青年人一切都好，这虽多半出于社会改革的宣传鼓动，但思想方法毕竟简单化、绝对化，亦当予以辩证看待。[艺术特色]梁启超所倡导的“新文体”，具有“平易畅达”、“纵笔所至不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等特点，这在本文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具体来说，有如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一、类比、对比，一贯到底以老年人的形貌心态说“老大”中国，以少年人的性格气势说“少年”中国，以少年人必定取代老年人，见出少年中国必定取代老大中国，这是类比方法。
类比是异质同构思维方法，具有导发相似联想的功能。由于少年、老年之情性，人人皆可有切实的体验和观察，故而用以类比国之老大与少年，就易于被深感透解。这是类比的效用。文章同时列举老年人和少年人的不同特点，列举老大中国与少年中国巨大差异，这是对比方法。
对比是同质异构思维方法，具有强化相反因素的功能。通过对比，老年人之灰心短气，少年人之奋发有为，老大中国之腐朽衰败，少年中国之生机勃勃，就显得更为鲜明。这是对比的效用。
本文的类比、对比有两大特点：一是不局限于一时一事，而是自始至终，一贯到底。可以说，类比和对比是全文意理建构的骨架。二是类比处处渗透、笔笔投射，对比多角度多层面，洋洋洒洒。
可以说，本文精神之凝聚，旗帜之鲜明，气势之澎湃，就是建筑在这一坚固而细密的类比、对比构架之上的。二、排比、设喻，连珠喷发语言形式是文章风格的重要体现。本文语言给人以滔滔滚滚之感，除总体上的平易畅达外，主要得力于排比和设喻的连珠喷发。
梁启超写少年中国说的背景是什么?

文章插图
八国联军侵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少年中国说》写于1900年，正在戊戌变法后，作者梁启超流亡日本之时。
那年是庚子年，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爆发了义和团爱国运动。
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组成八国联军，勾结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攻陷了天津和北京等地。当时八国联军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不能自立，只能由列强共管或瓜分。而中国人中，有一些无知昏庸者，也跟着叫嚷“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任何列强三日内就可以灭亡中国”，散布悲观情绪，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戊戌变法失败迫使梁启超逃亡日本，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变法图强的努力，到日本的当年就创办了《清议报》，通过媒介竭力推动维新运动的继续。
当时帝国主义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 。为了驳斥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耻滥言，也纠正国内一些人自暴自弃、崇洋媚外的奴性心理，唤起人民的爱国热情，激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梁启超适时地写出这篇《少年中国说》。扩展资料：影响《少年中国说》发表后，“少年”一词风靡一时，《清议报》随即出现了以“同是少年”、“铁血少年”、“濠镜少年”、“突飞少年”等为笔名的文章，追求进步的年轻知识分子竞相以“少年中国之少年”或“新中国之少年”自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