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威廉二世的流亡生活：2 皇帝与纳粹

德国电视剧《巴比伦柏林》（BabylonBerlin）是一部以魏玛共和国为时代背景的犯罪剧。其中有一个情节是，政府、军队和警察当中的右翼分子试图发动政变，推翻魏玛民主制度。这没什么稀奇，魏玛共和国风雨飘摇，不断遭到来自政治光谱左右两边的攻击，发生过许多政变，其中最有名的可能要算希特勒刚出道时发动的啤酒馆政变。但稀奇的是，电视剧中的密谋分子的宏图大略居然是迎回威廉二世、复辟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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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巴比伦柏林》中的保皇党人
这是不符合史实的，因为历史上反对魏玛共和国的右派政变当中，几乎完全没有保皇党人的身影。右派发动政变的目的一般是建立军事独裁和保守派专政，但没有人想到要重建帝国。德国的君主主义者并没有为了迎回流亡荷兰的老皇帝而动一根指头。
果然，我读了《巴比伦柏林》的原著小说《湿鱼》（DernasseFisch）之后发现，保皇党人政变的这个桥段，是电视剧的编剧虚构的，原著小说对这一段的处理要合理得多：政变分子不是保皇党人，而是与纳粹勾结的极右翼分子。
君主主义的衰败
在荷兰流亡期间，威廉二世一直在梦想复辟，但始终没能实现。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保皇党人（或者叫君主主义者）的势力已经极度衰败了。而残余的保皇党人愿意保的“皇”也不再是威廉二世本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皇帝在广大德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和公信力已经跌到了谷底。右派当中很多人希望他领兵镇压革命、死扛到底，或者退位，或者，他还可以去死呀！在很多右派人士看来，在洪水滔天的危急时刻，皇帝应当亲自上战场，向协约国军队发起最后的攻击，轰轰烈烈地战死。这样才能捍卫君主制的威望，让君主制有希望在德国生存下去，并为后世留下光辉灿烂的象征符号。
然而，皇帝做了最坏的选择。他不肯及时退位，没有勇敢地镇压革命，也没有以死挽回荣誉，而是不加抵抗地溜之大吉。一些年纪较大的贵族相信，皇帝本人有坚强的战斗意志，但他身边簇拥着软弱无能的谋臣，这些人怂恿和背叛他，诱骗他走上了逃亡的不光彩道路。而更多贵族相信，皇帝这么做是临阵脱逃，是当了可耻的逃兵。原本在第二帝国后半期，贵族圈子（尤其是下级贵族）里就对威廉二世有诸多批评和不满（比如批评他拉拢和勾结资产阶级，尤其是犹太资本家，忽视了贵族的利益），而当逃兵的皇帝的威望更是一落千丈。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闻名遐迩（或者说臭名远扬）的右翼人士和准军事组织领导人赫尔曼·埃尔哈特（HermannEhrhardt ， 1881—1971）能够代表相当右派的立场。他说，皇帝和皇储在1918年11月有两个选择，要么“率领几个近卫团向柏林进军，彻底粉碎赤匪” ，要么“手执利剑，战死在通往自己宝座的台阶上” 。 1919年，有传闻说协约国打算要求德国交出皇帝，将其作为战犯审判。埃尔哈特和其他一些旧军官安排了计划，打算突袭皇帝在荷兰的流亡地，将他救走。这时他对皇帝还有一份忠心。而到了1926年，他就公开谴责皇帝在危急关头背弃了德国，背叛了贵族和人民。还有一群年轻贵族军官也公开表态：“从此我们应当将君主制和具体的某位君主作严格区分，因为这位君主背叛了君主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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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宫门口的威廉二世雕像， MaxBezner作于1928年
所以即便对保皇党人来说，威廉二世也没有很强的吸引力。他的儿子，即皇储（也叫威廉）更是有名的不靠谱的人。在帝国危亡的最后几天，他没干什么正事，而是和几个法国娼妓玩乐。
皇帝和皇储在1918年的糟糕表现，违背了德国贵族的传统价值观，粉碎了贵族习以为常的世界观。所以在贵族乃至广大民众当中，君主主义变得边缘化和不流行。
而即便在出于怀旧、守旧和敌视民主制等原因仍然信奉君主主义的少数人当中，也没有多少人支持威廉二世复辟。这些君主主义者在原则上主张德国应当有君主制，然而内心里没有人愿意看到威廉二世及其儿子卷土重来，因为觉得他们不配。所以霍亨索伦君主主义只能是一种有气无力的思想，很难有实际的支撑、切实的目标和可行的事业。君主主义组织“保守派主要协会”（HauptvereinsderKonservativen）的主席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岑（EwaldvonKleist-Schmenzin ， 1890—1945）在1927年的一次聚会上祝酒，向“戴皇冠的人”致敬，却不肯说威廉二世或者皇储的名字。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