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清朝,官营典当主导的垄断竞争,迅速扩张的规模与明显降低的效率

明朝，在消除了各种干扰弱化市场竞争的因素之后，民间典当在自由竞争中推动了一系列典当制度规范的建立和完善，典当交易成本显著降低，典当效率明显提高，典当业在二、三百年中蓬勃发展。
与明朝禁止官府和官僚开设典当不同，清朝建立之初，这个从东北入关的满族政权从皇帝到官僚贵族、从皇室到各级军政衙门都热衷于典当，尤其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实行“生息银两”制度，将巨额资金借贷给全国军、政、旗等系统滋生利息，其中相当部分银两被用于开设典当。
朝廷希望通过开设官营典当获得利润，作为皇亲贵族和基层官兵的生活补贴，以体现皇恩浩荡。因此“以此（生息银两）为资本的大小官当便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拔地而起。 ”民间典当受到皇室典当、地方各级军政衙门开设的典当和官僚贵族典当的强烈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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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当业的市场竞争在官府的直接介入下，进入垄断竞争阶段。这一阶段的典当业一方面由于各级官府的强力介入资本规模迅速扩张，当铺数量也明显增加，表面上看起来典当业进入了比明朝更为迅速的发展时期；
但另一方面，由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垄断地位，上到皇室典当，下到基层官衙典当缺乏成本-效益观念，导致各级官府典当经营管理机构人员设置臃肿、会计制度复杂繁琐、死当物品难以处理等，显著抬高了典当成本，典当制度效率和典当经济绩效明显降低。最终导致朝廷收撤“生息银两”制度，官营典当失去资金支撑而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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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息银两”制度施行——官营典当获得巨额资金支持，所谓“生息银两”又称“滋生本银”、“恩赏银两” 。由清朝内务府和军政要员奏请皇帝恩准，每次可在“内帑”资金中拨出数千至数十万两白银，交给府内外的皇室贵族、军政大员和各级军政衙门“滋生利息” ，利银一部分上交皇帝进入府库，由皇帝支配；另一部分则用以支付用款单位官役人等的某些需要，作为皇帝对这部分人在官俸之外的额外补贴。
这些银两有相当部分被直接用于开设典当行，还有的是借给典当行收取利息。据韦庆远（1989）考证， “生息银两”制度在康熙朝（1654-1722年）、雍正朝（1722—1735年）、乾隆朝前期（1735—1770年）实施，到完全收撤前后总共实行了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康熙朝的创立实施阶段，雍正朝的大力推动阶段，乾隆朝的逐步收撤阶段。一百多年中， “生息银两”支撑的官营典当成为典当市场的垄断势力。
康熙开始实施“生息银两”制度，清朝在入关之前，就有将一些银两发放给皇亲贵族生息取利的先例，以使其能够得到更多吃穿用度资金。清朝入关后，将这一做法带到了北京，起初在关内的实施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最早比较正式实施的还是盛京地区。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盛京在清朝一直受到朝廷特殊的恩惠，清廷每年都要拨给数百万两白银给盛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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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盛京黑图档》记载，康熙初年，盛京内务府、盛京户部和盛京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均已有用“内帑银两”交给商人营运，官方坐收利息的案例。当时，一百两银一年四季收取息银五十两，闰月不取息银。这些银两有的直接用于放借贷，有的开设了典当行，借贷中也有放给典当行的。
韦庆远认为，这是“生息银两”制度的雏形，是在全国范围推行“生息银两”制度的先河。康熙在位时，动辄将数十万两至数百万两“生息银两”交给商人、兼充商人的官吏和皇亲贵族运营生息，定期上交本金和利息。
康熙于四十年（1701年）亲自批准给具有皇商身份的内务府员外郎张鼎臣、张鼎鼐、张常住兄弟三人以及江宁织造郎中曹寅，皇商王纲明等人合共十万两“生息银两” ，委派他们负责采购铜锭，期限为八年。八年除交还十万两“生息银两”本金外，承办人员还从贩运铜锭挣得的利润中上交一百二十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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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淮盐商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借得“生息银两”后，五十六年（1717年）当时兼任两淮盐课监察御史的李煦代奏。康熙还把“生息银两”特准给盐业专运商，支持他们进行食盐专运，到期不仅收回了本金，而且获得了不菲的利息。内务府官吏每年都会得到相当数额的“生息银两” ，兼营商业，从中获得利润，作为生活补贴之用，这是皇帝对身边臣僚的特别关怀，这部分人获得的“生息银两”多用来开设典当，或者直接放贷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