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在17、18世纪，新英格兰经济商业化与清教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

引言
在17、18世纪，新英格兰经济商业化与清教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清教思想为殖民者提供了一种逐利正当性的依据，清教徒将逐利本身当作荣耀上帝的要途径或方式。但与此同时，殖民地的教会又通过各种方式使得逐利的商业活动不至于形成对社区道德秩序的破坏。
如果说17世纪，清教思想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更多表现为教会的直接干预的话；那么，到18世纪，该思想却成为殖民者自觉的经济指导思想。
教会的影响
在殖民地建立之初的几十年间，宗教指导者所代表的教会权威，试图将各种经济活动置于教会的控制之下。在这点上，他们直接受到加尔文教义及实践的影响。奥地利思想家希尔指出：“就经济思想来说，加尔文比许多耶稣会神学家还远为落后。在他统治下的日内瓦，不仅严格控制思想的自由，对经济活动的自由也严酷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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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早期加尔文主义和17世纪严格的宗教意义的加尔文主义者都只把金子看作传播神的国度的一种手段而已。 ”加尔文教义传到英国后，上述原则得到继承并强化。
例如，著名的清教徒牧师巴克斯特明确强调，一切的“讨价还价或是契约” ，都必须受到敬虔和正义原则——即爱自己、邻舍和舍己原则的管辖；商业生活必须作为宗教活动的一部分，商业行为必须受到上帝律法的管辖。同样，那些移民到马萨诸塞的宗教指导者并不反对商业和贸易本身，而是力图将神圣的教义贯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马萨诸塞的著名牧师科顿，在其《生活的道路》中教导说：“人们应当致力于自己去创造利润，但不能屈服于对利益的贪婪。 ”另外，科顿在告诫殖民地的商人凯恩时强调：“作为信仰人应当相信上帝的看顾，并在无论怎样无利可图的情况下，都要遵守神圣的诫命，以避免商业和逐利的欲望窒息了人的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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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温斯罗普认为，宗教虔诚和获利可以携手并进，只是要合理地通过公民体制和道德进行规导。也就是说，宗教意义上的道德指向绝对地高于世俗的物质追求，商业的逐利行为必须置于对上帝的虔诚信仰之下，当然根本所指是教会的控制之下。
那么，难道这种教会控制真的能大到足以影响到所有人的逐利行为吗？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在一个来世就意味着一切，每个基督徒的社会地位都取决于能否获准参加圣餐的时代，教牧人员通过他们的教职、教规和布道所发挥的影响是我们现代人完全无法想象的。 ”但是，新英格兰的很多商人对教会的训导和控制并不买账。
尽管他们都认同，宗教价值与贸易行为高度关联，即商业作为人类交往的一种形式需要道德律令的控制。但是，这种道德律令的控制并不意味着教会对个人商业活动的绝对权威。
【【历史故事】在17、18世纪，新英格兰经济商业化与清教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教会对经商的影响
在马萨诸塞殖民地，有许多商人公开反对教会对个人经商自由的干涉，特别是唯信仰论者，他们不同意清教公理会的道德权威和传统基督教在社会事务上的指导，认为殖民地的商人能够以一种区别于牧师的，尤其是加尔文主义的道德监管去追求其职业。从本质上讲，这是宗教改革精神的继续，即在信仰上，个人的主体地位与教会权威之间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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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博弈贯穿于整个殖民地的经济发展过程，从个人与教会之间扩展至个人与政府及一切政治权力实体之间的博弈。当然，殖民地之初，教会所代表的宗教权威往往占据博弈的上风，结果很多商业精英被驱逐到殖民地的边缘地带。
从17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殖民地经济与大西洋世界的联系加强，地区经济更具活力，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引起很多新的、或与传统的宗教道德相冲突的问题。殖民地的宗教指导者们，日益异口同声地痛惜经济增长带来了信仰衰败、阶层斗争、穿着奢侈、轻视学习等问题。
1657年，马萨诸塞牧师家族的老族长，理查德·马瑟在多切斯特教会最后一次布道中表达了他的担忧：“他知道，并且也是经验表明，在世俗的商业中，一个人很容易丧失宗教的生命和力量，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就会什么都不剩了，只有外在的形式或叫做躯壳，物欲正在吞噬精神的内核，并耗尽一个人敬虔的灵魂和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