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从朱熹与吕祖谦丧葬观看“江南无族葬”辨( 三 )

相对而言，吕祖谦《家范·葬仪》的条目设计更加简洁，突出强调“入土为安”的常识，《葬仪》第一个条目就是“筮宅”：“既殡，谋葬，择地得数处。执事掘兆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 ”开门见山，强调人死入土的迫切性。与吕祖谦《家范》相比，朱熹《家礼》稍显繁复，但更为体系化、程式化。当然，《家礼》又较司马光《书仪》简明。
吕祖谦《家范·葬仪》、朱熹《家礼·丧礼》均本于司马光《书仪》和儒家经典的核心价值，唯详略有差。二人涉及的共同议题，在文本上的差异并不大，毕竟其经典依据大体重合，只是在内容的侧重点和程序的系统性上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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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义明招山吕祖谦家族墓地
《家礼》《家范》的具体文本貌似大同小异，但在具体丧葬行为中，朱、吕二人差异极大。吕祖谦在武义明招山为其父母吕大器、曾氏以及前三任妻子经营丧事，均以“入土为安”为要务，在三个月以内完成下葬。据考古勘探所知，吕祖谦和前韩氏、后韩氏墓地位于明招山大坑的小山丘，并无好形势可言，墓室也简陋。朱熹说：“因说地理曰：‘程先生亦拣草木茂盛处，便不是不择。伯恭（吕祖谦）却只是胡乱平地上便葬。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是知有此理，故意不理会，尤不是。 ’”吕祖谦于丧葬漫不经心， “只是胡乱平地上便葬” ，朱熹对此深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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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招山出土的《吕好问圹志》
反观朱熹，其对风水择址和墓室密封性远比吕祖谦重视。淳熙三年（1176）十一月，朱熹为亡室刘氏寻找墓地，颇费周折，曾引起吕祖谦批评。至于朱熹改葬生父朱松，而其生母祝氏墓地“东北距先君（朱松）白水之兆百里而远” ，朱熹为长子朱塾治丧，从“初终”到下葬，相隔近两年。处处与吕祖谦不同。
朱、吕二人丧葬观的最大差异，尚不限于此。开禧三年（1207）进士、兴化军莆田人方大琮说：
吕氏自南渡来，子孙虽分散四出，多归葬婺之明招山，故成公为人墓志，遇附葬者必喜道之，然或者谓吕之子孙不甚寿，亦祖山掘凿太过也。惟朱文公最喜风水，韦斋（朱松）与祝氏皆别葬，文公又自葬唐石，门人执绋者数日乃至，水心（叶适）笑之，谓其多占风水。前辈之不同盖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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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阮元声编《宋东莱吕成公外录》所附《明招山坟图》书影
吕祖谦出身于北宋大族东莱吕氏，中原士大夫家族有营造家族墓地的传统，安阳韩琦、洛阳富弼、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均为其例。吕祖谦七世祖吕夷简在北宋天禧年间置家族墓地于郑州新郑神崧里，迁祖吕龟祥、父吕蒙亨灵柩于其中。庆历四年（1044），吕夷简卒，亦葬该处。此后，诸子孙如吕公著、吕希哲等皆祔。宋室南渡前夕，神崧里已形成八代人聚葬的墓地，连吕好问、吕祖谦祖父吕弸中等人寿穴均已安排就绪。南渡以后，吕氏子孙分散四出，但不分房派，从南宋初至元代，凡五代家族成员（包括少数第六代成员）悉数聚葬明招山，形成江南地区罕见的家族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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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阳韩琦家族墓地
可能与中原故家大族的传统有关，方大琮敏锐地发现， “成公为人墓志，遇附葬者必喜道之” 。查吕祖谦《东莱吕太史集》，吕祖谦撰《金华时澐母陈氏墓志铭》，开篇即宣扬族坟墓“居焉而父子有秩，兆焉而昭穆有班，奇邪谲怪之说未尝出于其间”对于“维死生之大纪”的重要性，而正文用来记述志主生平事迹的篇幅反而不多；又如《金华游玠母陈氏墓志铭》，吕祖谦称游玠“祖墓岸城濠，湫隘无以族昭穆，乃卜地于城之东” 。吕氏不只鼓励他人合葬、族葬，自家更在明招山践行族葬，即所谓“族昭穆” 。
事实上，吕祖谦的主张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产生了影响和示范效应，时人称“吕伯恭办丧葬，一切如礼经，除朝夕奠之外，无一事不焚纸钱，盖其自信如此耳” 。
与此相反，朱熹多占风水，致使坟墓分散。方大琮称“前辈之不同盖如此” ，足见二人行为差别之大。因为自然环境、人文传统、风水观念的不同，中原、江南分属两大不同文化区域，吕祖谦代表中原传统，而朱熹更具江南文化传统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