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从朱熹与吕祖谦丧葬观看“江南无族葬”辨( 二 )

方大琮批评朱熹多占风水：“惟朱文公最喜风水，韦斋（朱松）与祝氏皆别葬，文公又自葬唐石，门人执绋者数日乃至，水心（叶适）笑之，谓其多占风水。 ”朱熹指摘“永嘉之学”等异己学派一向矫激，叶适则讥讽朱熹迷信风水：“二郑（郑伯熊、伯英）因是喜阴阳家，余尝怪苏公子瞻居阳羡而葬嵩山，一身岂能应四方山川之求。近时朱公元晦听蔡季通（蔡元定）预卜藏穴，门人裹糗行绋，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 ”
父子、祖孙多占风水，各自寻找佳域吉穴，这是江南很少人家谋求合葬的主要原因，偶有族葬，也只是松散型的聚葬，与秩序井然的中原家族墓地根本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江南确无族葬，即不存在中原模式的族葬。
居住址和墓地，是传统家族看重的两个礼仪空间。叶适讥讽朱熹喜阴阳家，致使墓地分散，给子孙、友人的墓祭带来不便。南宋初名相赵鼎，墓在衢州常山县，其《家训笔录》第十三项“田产既不许分割，即世世为一户，同处居住，所贵不远坟垄” ，即告诫子孙最好聚居在墓所附近，以便于族人墓祭，更利于聚族。
如果居住址和墓地距离较近，宋人多乐意在墓志中予以强调。徐邦宪墓在武义县西郊壶山脚下，据出土圹志载其葬地“去耕庐仅半里” 。 “耕庐”即徐邦宪生前在武义县城内的居址——书台山。书台山在壶山脚斜对面，圹志说“仅半里” ，数据基本准确， “半里”应该是个很近的心理距离。但其子徐谓礼却葬于城东，可能是徐谓礼自择风水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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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谓礼夫妻合葬墓
丽水出土李垕为其亡室所撰《李垕妻姜氏圹志》曰：“余不胜伉俪情重， □远葬，卜所居西偏地吉，顾视不劳举足，大惬余意，遂以嘉定己卯十一月甲寅殡诸圹。至嘉定壬午四月乙酉乃定向亲土焉，亦循阴阳家说云尔。 ”在时人看来，墓址靠近居址是理想的选择，便于后人守墓、墓祭和生活。然而，生活和聚族的好处，依然不可与阴阳家宣称的利害相冲突。堪舆风水观念对多数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为追求好风水，人们宁愿葬于远离居址的地方。显然，朱熹未曾考虑将墓地作为聚族的向心点。
朱子惑于风水的事实，对后世儒家标榜的价值观造成了困扰。据明温州永嘉人项乔《游九鲤湖武夷山纪事》，嘉靖十六年（1537）项乔游历建阳考亭朱熹晚年故居，得知朱熹子孙昌盛，认为“皆公一人盛德所钟也，公有大造于天下后世学者，故宜然，或谓公善择地里而然，今观故宅，虎高于龙，主低于案，则未必然；或又谓其葬韦斋、祝氏及所自择葬三地，形胜异常，以致然者，此尤事理之必不然也，吾不敢信” 。项乔为朱子辩护，称其子孙昌盛，非因风水，乃因其道德功业；然而，朱子迷信风水，事迹昭彰。稍后，嘉靖十八年项乔葬母娄氏时， “谈风水者谓将不利于冢子冢妇，冢妇惊恐” ，项乔特撰《风水辨》辨之，或问：“朱子，大儒也，兆二亲于百里之远而再迁不已。子以程、朱为不足法乎？”项乔答曰：“兆二亲于百里之远而再迁不已，谓朱子纯孝之心，惟恐一置其亲于不善之地则可矣，若谓缘此求荫，恐非圣贤正谊明道之本心也。况生则同室，死则同穴，中古以来未之有改也。使二亲而有灵，夫岂安于百里之暌离，而不抱长夜之恨乎。其所以屡迁者，或以藉以求荫焉耳。呜呼！其求之者力矣，何后世子孙受荫，不过世袭五经博士而已。岂若孔子合葬于防，崇封四尺，未尝有意荫应之求，而至今子孙世世为衍圣公耶！”终于承认迷信风水是朱子的千虑一失。
二、朱熹与吕祖谦丧葬观的比较
朱熹、吕祖谦是乾淳年间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二人以同志之交，分别撰有《家礼》《家范》，对丧礼各有较系统的整理，但二人对丧葬的具体言行，颇多不同，别有意味。
《朱子家礼》是指导一般士庶家族的祠堂礼、冠、婚、丧（葬）、祭仪礼的实用书，在后世成为指导家庭伦理纲常、日常生活的基本准则。《家礼》卷四《丧礼》是朱熹构思最早、用功最深、篇幅最大的部分，主要有三部分组成：第一为制作，即丧礼所需的服装、器物的材料、规格尺寸、制作工艺，如缞、绖、杖、深衣等；第二为程序，从始死到成服、居丧到最后除服的各个环节，成服以前的初终、小敛、大敛，成服后的治葬、反哭、虞祭、卒哭、祔，居丧期间的小祥、大祥、禫等环节的仪式、服装和器物准备；第三是服纪，即服制，以死者与丧主之间的亲疏关系，确定相应的服丧期限和礼仪。服纪是丧礼中最繁难、争议最多的部分。丧礼的复杂性与重要性，是婚礼、冠礼所无法相比的。但是，丧礼中最复杂的程序和礼仪，并不体现在考古发现的墓葬物质遗存中。《朱子家礼·丧礼》偏重强调技术性、程序性的原则和内容，尤其强调墓室“无使土亲肤”的要求，而对与思想观念关系更密切的合葬、族葬、昭穆之类，则只字不提。这应该与《家礼》用以指导士庶日常生活的性质以及朱熹的理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