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探讨会馆形成之初的早期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前言
在现今的文本中，禹王宫、寿佛寺、东岳庙都是东川湖广会馆的“别称” ，三个神庙除了供奉神祇的不同，其他并无二致。实际上，家祠、神庙和会馆并不是天然结合在一起的，而是不同时期历史事件层累之后的结果。前人往往会忽略对会馆形成初期的历史回溯，把家祠、神庙和会馆的“相伴相生”当作理所当然的现象。探讨会馆形成之初的早期历史，对于认识清前期西南社会的变迁以及移民社会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以东川湖广会馆为例，试图将不断层累的文献回溯到当时当地的历史情境中，从留存下来的会馆志书、碑刻等史料的蛛丝马迹中探索清前期西南地区移民在地化的历史。
一、从神庙到会馆：地方权力的转移
（一）会馆规模的扩展
会馆实体建筑规模的扩大，无疑是客民经济实力的体现。从乾隆二十五年到三十一年，经过六年的施工之后，禹王宫落成，但湖广会馆的建设并未止于此。乾隆中后期湖广会馆的迅速崛起，从其建筑规模的扩展中可得到直观反映。实际上，从乾隆三十年之后，会馆一直在进行一些诸如修墙脚、上梁、竖扇等小项目，还逐年添置桌凳、瓷器等家具。会馆建筑规模扩展和内部装潢精致，无疑是移民定居化过程中对其发展成就的自我展示，不同籍的移民群体之间、移民与土著之间不断竞争、合作，会馆建筑的争奇斗艳也是各类人群之间复杂关系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从倡议的发起到资金的募集，再到修建日期的择定，又到工程的监督管理，随处可见首事的身影， “首事督修”成为工程顺利开展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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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方力量的持续加持
会馆势力的不断增强亦可从会馆重大活动的参与者之身份地位得到证明。最突出的是，乾隆三十年禹王宫竣工，东川府会馆众多，会馆总数在云南名列前茅，湖广会馆能请到云南粮储道、东川府知府以及隔壁昭通府的官员显贵来撰文和书丹，可见当时湖广会馆在地方上非同一般的势力，以及与官方力量的互动。不仅如此，在一些零碎史料的踪迹中，我们还可窥见更多湖广会馆与清政府官员密切交往的细节。无论如何，各级官员与湖广会馆有过密切往来当是事实，这很可能为湖广客民在东川势力的进一步壮大提供了更好的条件。湖广会馆不惜重金直接或间接取悦官员，他们背后的人情、利益关系亦可想见。总之，湖广会馆的发展壮大与官方力量的加持几乎是同步推进的，他们之间相互促进。正是在官方、客民等复杂力量的多方互动下，湖广会馆在乾隆中期以后迎来了持续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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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长、头人成为会馆产业的实际经营者
乾隆三十年之前，湖广会馆的产业主要来自湖广客民源源不断的捐施；乾隆三十年以后，湖广会馆的产业来源发生了新的变化，客民开始积极到离府城更远的地方购买田产、房产，不断拓宽收入渠道，为会馆的日常开支增加稳定的收入来源。而在买入产业的过程中，客长全程主导，从《东川湖广会馆传书》所载乾隆中后期的施白、田契等来看，签订施白、契约的“户头”虽然依旧是“寿佛寺” ，但是施白、契约中逐渐不再出现僧人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客长、头人等。乾隆四十五年湖广会馆给萧李氏买田地的一份田契中明确提到， “自卖之后，任凭阖省客长、头人投税拨册，更名输赋。 ”其他契券也显示出类似的特点。
总之，随着湖广客民经济实力的增强，在乾隆二十四年以后，会馆建筑规模大幅扩展，在官方力量的持续加持下，会馆的经营权逐渐从僧人手中转移到湖广客民手中，客长、头人、首事等成为湖广会馆新的代理人和经营者，主导着会馆建筑的建设和会馆资产的运营。 “寿佛寺”虽然还是户名，但是神庙显示出被“边缘化”的趋势，在资产管理中逐渐失势，僧人的名字也渐渐在施白、契券中隐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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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论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大概在康熙三十八年东川改流之前或改流之初，寿佛寺已经存在，湖广移民到达东川之后，把这里当作一个会集的场所，寿佛寺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原住民与新进客民相互衔接的历史；康熙三十九年，代表官方祀典的东岳庙建立，官方在此举行“鞭春”仪式。初期的湖广客民以寿佛寺、东岳庙为依托，建立了一种“亦祠亦庙”的控产组织，这个组织以“寿佛寺”为户名，其资产及契券由神庙中的僧人保管，资产亦由僧人来运营，但随着产业的不断增加以及客民人数的增多、经济实力的增强，这种“僧人代管”运作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乾隆二十四年是家祠、神庙转型到会馆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客民与僧人的诉讼争端之后，客民在官方力量的巧妙支持下，掌握了产业的所有权和实质经营权，并开始修建具有湖广客民象征的禹王宫，强化身份认同。乾隆三十一年，禹王宫落成， “一馆三庙”的格局正式形成，会馆之名与会馆之实更加凸显，湖广会馆进入辉煌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