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元朝历史探寻：什么是潜邸“晋籍”人入幕的原因？(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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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籍”僧人的推荐作用潜邸时幕府中的重要成员是文人硕儒。蒙古帝国初期几乎很少重用儒士，大量的文人儒士能够进入王府，佛家人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具体而言“晋籍”僧人印简法师的举荐起着关键的作用。
对于13世纪初的蒙古帝国而言，文化方面最易接受和沟通的就是宗教方面的内容。蒙古人当时信奉的是萨满教，萨满教本是一种多神教，这就使得蒙古统治者在宗教方面形成了一种宽容的态度，所以当他们开始接触中原已有的佛教时，佛教周密、合理的教义及高僧们精辟的讲解使他们很快就能够接受并信奉。
在宗教方面，蒙古民族由萨满教中的多神教改变为对一种宗教的信仰开始于忽必烈，《多桑蒙古史》记载:“成吉思汗后人之首先偏重一种宗教者，盖忽必烈汗也。时忽必烈汗业已归(皈)依佛教，而佛教已开始传播于蒙古人中。 ”忽必烈之所以能够皈依佛教，与佛门中的两个人有很大关系:一是晋籍汉人印简法师，一是西藏高僧八思巴。
八思巴(1235—1280) ，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元朝第一位帝师。 1253年忽必烈攻打大理时，为了顺利穿越藏民族生活的地区，同时也想为该地民众摊派一些兵差、收取珍宝，忽必烈约见了八思巴。
八思巴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向忽必烈讲述了西藏与汉地、西夏往来的历史，历数自己祖先的功绩，多次为忽必烈讲论佛经的教义，最后忽必烈不仅没有摊派差役，还在军中让八思巴为自己和察必皇后举行了密宗的喜金刚灌顶仪式。之后八思巴一直追随忽必烈，忽必烈每遇大事定要向佛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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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思巴与忽必烈最初接触的目的，在于对藏族民众利益的保护;而印简大师与忽必烈的接触，从一开始就想用儒家思想影响忽必烈的治国思想与用人观念。金元战乱之际，社会秩序混乱、民生凋敝，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唯有用儒家的“仁政”思想影响蒙古统治者，使他们逐步践行“仁政” ，才可能挽救和治理战乱中的地区。
在雍正《山西通志》“仙释类”中载:“(印简)年十一祝发，佛书无所不通，及王公问治民道，必以儒术为先。 ”印简法师虽为佛门中的人，谈及治国之道， “必以儒术为先” 。他以佛家的身份、教义为媒介，对蒙古上层统治者宣传儒家的仁政思想。且印简法师尽其所能，努力做一些恢复儒家文化的事业。
印简法师在自己努力做一些恢复儒家文化事情的同时，向蒙古统治者竭力推荐能够真正治理国家的儒士文人。他开导忽必烈“宜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 。由信仰而互相之间产生的信任，比出于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所具有的信任更为稳定和牢固。
对于已经信仰佛教的忽必烈，对披着袈裟具有很高威信印简所言自然是深信无疑，对印简法师所推荐的人自然也就十分信任。印简推荐了同样是僧人身份的刘秉忠，刘秉忠推荐了许多文士进入世祖潜邸，其中包括“晋籍”幕僚张易，张易也曾是佛家弟子。
印简法师在此的作用不仅仅是推荐了刘秉忠及几位具体的幕僚成员，而是由于对他特殊身份及佛学思想的认可，以此为媒介，使忽必烈及一些先进的蒙古统治者开始认识到儒士及儒家文化在治理国家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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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历史】元朝历史探寻：什么是潜邸“晋籍”人入幕的原因？】由此，许多的“晋籍”及其他的中原儒士文人进入了世祖潜邸。佛教文化及印简、刘秉忠、张易等僧人的身份在潜邸幕僚群体的整个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媒介作用。僧人及佛家文化成为士人与忽必烈互相之间沟通的一座重要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