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万历十五年》对中国的批评，偏颇在哪里？

《万历十五年》是一部“红”了几十年的书，但凡你想凑图书商城的打折，必定能看到《万历十五年》出现在推荐榜单上。
1997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黄仁宇的这本历史研究专著，为读者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分析了大明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原因。这本书不是完全的历史资料的堆砌，因而并不显得枯燥，哪怕是对于历史并不太感兴趣的读者，同样能在读完全书后，对这种国家和个人的困境感同身受。
但这本书在正经学历史的人眼中，似乎并不是那么严谨、有分量，甚至有人戏称黄仁宇是“研究历史的人中散文写的最好的，是写散文的人中历史最好的” ，那《万历十五年》到底有何偏颇之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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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道德代替法律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到的最为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大约就是中国历史上，是以道德代替法制，并“至明代而极” ，他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这是他“大历史”的观点。
黄仁宇认为，我国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统治者们已经谙熟了用道德代替法律的技术，他们利用伦理道德使得下位者服从上位者、使得女人服从男人、使得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服从有学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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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发展的初期，道德对于治国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演进，社会更需要法制和技术来让社会发展有新的突破，否则就会造成社会的停滞，而明朝时这种情况已经达到了极致，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历史故事】《万历十五年》对中国的批评，偏颇在哪里？】作者甚至举例说张居正满口仁义道德，但其实是一个好美色、讲排场还贪污受贿的人，这便说明了道德并不能代替法律。
但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倒也未必，毕竟张居正也只是个例，而西方中世纪的黑暗众所周知，难道这就意味着西方社会都是以宗教伦理代替道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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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
实际上道德和法律并不是二选一的对立面，任何理想社会不仅应该重视法律，也应该重视道德，它们之间并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即使是在黄仁宇眼中先进的西方社会，除了有着相对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之外，同样也有利用宗教、教育等构建起来道德观念，与我国的“礼法并重”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
尽管黄仁宇曾为自己辩护，说他从不认为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应该法律和技术优先，但有不少人觉得，黄仁宇反对的“道德优先” ，正是我国古人的智慧结晶。
我国统治者一向推崇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正是非常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的，这里的道德教化不仅仅是针对普通百姓的，更是针对为官者乃至皇帝的。《汉书》中“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正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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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
我国自古重视道德教化，正是因为发现了制度背后还是人，社会根本在人心，才会希望通过道德教化出圣人君子，从而真正以公平、公正的方式来治理国家。
哪怕是到了现在，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法律是我们社会的底线，它追求程序和形式上的正义，而道德则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所追求的是真正的正义。完善社会法律底线、重视传统道德教育，让其能与选贤与能相结合，才是真正能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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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数目字管理
《万历十五年》对我国的另外一项批评，便是说我国统治者不采取“数目字管理”的模式，而是纯粹依靠儒家思想管理，因而导致经政治管理乏力。
在黄仁宇看来，如果明代统治者能够运用“数目字管理”的模式，那么对于国家经济的情况和运作方式的掌握便会更加明确；朝廷也会发现税收过低、对地方经济控制力的薄弱，从而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但对于“数目字管理”这件事，黄仁宇似乎仅仅是做出了一个猜想，并没有对它进行证明和更多的研究讨论。采取“数目字管理”真的能提高经济活力吗？又或者说明朝真的没有采取“数目字管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