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年轻人，劝你别读资治通鉴，里面水太深，我怕天下再无可制你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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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诞生、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典籍更是汗牛充栋。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正史、万余种存世方志和公私收藏数以万计的家谱，是华夏民族国史、地方史和家史的历史记忆。
但在这些典籍当中，有一部史书的地位极其特殊，那就是《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为什么不同于一般的史书呢？因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深邃的历史眼光，老到的政治经验，全面总结了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规律和经验。就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资治通鉴》成功的原因，在于这部书编写的目的非常明确——它就是写给皇帝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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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于北宋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教科书” 。在南宋时就被皇室列为禁书，只有皇帝和太子能读，其他人胆敢偷看，就有谋反之嫌，甚至会惹上杀身之祸。
清朝的康熙、乾隆等帝王都曾阅读过《通鉴》，并有御批传世。毛泽东也把《资治通鉴》放在床头，反复研读了17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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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资治通鉴》这部书里，包含着极为深刻的为人处世之道，对我们的人生和成长，都是大有裨益的。正如宋末元初的学者胡三省所说：
“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
然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尽管《资治通鉴》的文笔生动，但全书篇幅过长，而且又采用了“编年并记”的体裁，所记诸事纷杂，让读者如堕云里雾里，对一件事的原委本末难以把握，因此较难读通。就连司马光自己也说过：
“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能阅之终篇者，唯王胜之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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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虽然《资治通鉴》是一部经典好书，但如果读书不得其法，就容易把一本好经给读歪了，不仅学不到其中的权谋智术，反而容易画虎不成反类犬，把自己引入歧途。
那么，对于《资治通鉴》这样一部影响深远的史学经典，我们到底该以何种方式解读它、理解它呢？
被称为“思想隐士”的熊逸，对《资治通鉴》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并不局限于历史本身，而是从中生发出对社会、文化等多维度、立体化的剖析，力求解读出现代人的大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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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新作《资治通鉴熊逸版》一书中，熊逸以250个问题为抓手，一步步引导我们走进《资治通鉴》的世界，去探究和挖掘每一个事件、每一处细节背后隐藏着的历史真相，比如：
胡萝卜和大棒哪个更有用？东西方继承方案有什么不同？诚信是立国之本还是权谋手段？暴君在位时该怎么办？为了君主应该牺牲骨肉吗？为什么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等等。
光是从“《资治通鉴》为何要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开始写起”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细节中，熊逸便咂摸出许多不一样的滋味来。他在书中严肃地指出：
这是因为，《资治通鉴》不是史官的史书，而是政治家的史书！全书从哪一年开始，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史学问题，而是一个有着开宗明义之功的古代意识形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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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什么呢？那就要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发生的一件大事说起了。
在熊逸看来，《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由政治家操刀，意图在于“资治”的编年史，开篇就剑指一个国家最核心的诉求：稳定！
早在鲁哀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468年，晋国的诸侯智襄子因为贪得无厌和刚愎自用，被晋国的韩、赵、魏三大家族联手灭掉。 “三家分晋”局面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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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大家族的族长，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自此，战国七雄当中的韩、赵、魏三大强国遂由此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