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明朝，廖道南在撰著《楚纪》的时期，鲁氏家族的权势可谓达到顶峰

刘大夏的“鲁麟求大将不得”故事，（一）故事的产生。关于鲁麟的死因，《关中奏议》明确记载：据镇守甘肃总兵官、都督佥事刘胜呈，据管束庄浪土官军余副千户鲁经呈：有父鲁麟存日，节奉敕命，充左副总兵，协同镇守甘肃地方，暂留庄浪，抚绥部属，运谋杀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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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于本年正月内得患痰嗽，累医调治不痊，于本年三月二十一日病故等因，转呈到臣。按此，鲁麟是因得痰嗽不治而亡，患病时间距离他“求大将不得”仅四五个月之久。
囿于资料，两者之间有无因果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结合鲁麟于弘治十六年（1503）患痢疾一事来看，笔者更倾向于认为鲁麟患痰嗽并非由“求大将不得”引起，而属于正常染病或旧病复发所致。只是两者的巧合确实给人留下了臆想的空间。
刘大夏在追忆“面聆圣谕”的往事时并未说明具体时间，但从“假托以子幼，奏愿归抚其部落”的表述来看，刘大夏讲的应该是弘治十六年（1503）鲁麟请辞一事。
前揭指出，鲁麟于弘治十六年（1503）回庄浪并非“假托以子幼” ，也并非《明史鲁鉴传》记载的“不俟报，径归” ，而是得到朝廷的同意后回到庄浪，并一直在庄浪管束土民，随时听调。
而看“不逾年而卒”一句，刘大夏无疑又是在追述弘治十八年（1505）鲁麟“乞加挂印镇守之权”一事，然而此时孝宗皇帝已经去世，何来“误蒙孝庙眷顾”“面聆圣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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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此段对话是针对之前鲁麟请辞一事，其“但观其不得遂愿，即弃任走归”的说法也与鲁麟从未“弃任走归”的事实不符。即便此次对话是发生在刘大夏与明武宗之间，又何来时已病休在家的鲁麟“遂弃官回西大同”之事？
总体而言，因受记忆混乱以及个人主观立场和感情的影响，刘大夏的回忆录与实录、敕谕、杨一清奏疏等客观性更强的记载相比有很多抵牾之处，其可靠性便大打折扣，而出现在这样一个逻辑混乱的故事中的个别细节、对话的真实性自然也很值得怀疑。
笔者认为，刘大夏的这段回忆录的来源有二，一是刘大夏任兵部尚书期间鲁麟请辞等一系列事情；二是其任兵部尚书之前发生的与鲁麟及鲁氏一族有关的相关事情。将这些事情杂糅、加工，加上主观臆想就形成了“鲁麟求大将不得而死”的故事。
具体来讲， “结纳嬖幸”与鲁麟在晋升中可能存在“夤缘”情况颇吻合， “有才智而性颇骄傲”也与前面分析的鲁麟性情相类，包括“部落甚众”、以子幼“奏愿归抚其部落”等语也都基本符合鲁氏实际。
作为个人回忆录，刘大夏将个人喜恶羼杂其中亦很正常，如刘大夏对“结纳嬖幸”之事就颇为反感，《刘忠宣公宣召录》恰有一事可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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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卿中一人善能结纳嬖近，每于上前誉其才能。一曰上谕大夏曰：“闻某极有才调。 ”大夏不敢对，上疑予听之未真，复大声曰：''工部侍郞李尔知之否？”大夏仍未敢对，上谕其意，遽笑曰：“朕惟闻其人能干办耳，未暇论其为人也。 ”大夏叩头曰：“诚如圣谕。 ”
可见刘大夏对“结纳嬖近”以求上进之人很不以为然，以“结纳嬖近”编排曾身负“传奉官”之名的鲁麟，算得上是合乎实际。不过将“自述其家世御边劳绩，乞加挂印镇守之权”变成“恃部落要大将” ，将“得患痰嗽，累医调治不痊”说成“怏怏成病，不逾年而卒” ，则明显就有很多主观臆想的成分了。
另外，对拥有一支私家军队的鲁麟来讲， “兵权去”果真能使其“怏怏死”吗？或者说即使能去鲁麟统汉军之权力，但真能去其管土军之权吗？笔者以为“兵权去”之言足以体现刘大夏对鲁氏及其部属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能提出如此不切实际的建议完全是刘大夏一厢情愿的主观想象。
我们暂且将刘大夏故事中若干细节的真实性搁置不谈，回到故事的真实中来看一下刘大夏对此事的处理情况。刘大夏认为既不能令鲁麟挂印，但又“恐召之不至，难于处置” ，因此采取了顺水推舟的策略，先同意鲁麟归抚部落， “而阴夺其副将兵权” ，虽然刘大夏并没有说明具体如何阴夺鲁氏兵权，但处理的结果可以说是相当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