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明朝，廖道南在撰著《楚纪》的时期，鲁氏家族的权势可谓达到顶峰(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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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大概能够看到一幅由孝宗皇帝和刘大夏构成的“君明臣贤”的和谐画面，甚或是仅有刘大夏一人足智多谋的贤臣良相的高大形象。与其说刘大夏是在“奉扬圣德”倒不如说他是在自我标榜。刘大夏这段重新建构起来的，带有强烈个人情感和立场且记忆混乱、逻辑不清的回忆录又何足为信？
刘大夏“鲁麟求大将不得”故事的真实性虽不足为信，但作为文本创作者，刘大夏在故事中流露出的“情感、意图与其认同情境”确是真实可信的。
简单来说，刘大夏的故事反映出以刘大夏为代表的部分官员（包括对鲁氏有防备之心的官员，与鲁麟不和的官员，以及曾被鲁麟参奏的傅德、陶祯、赵承文之类的官员，暂且称之为“削鲁官”）对鲁氏一族雄踞庄浪一方的情势有比较客观的认识，认为鲁氏很有“尾大不掉之势” 。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明王朝统治的不稳定因素，很有必要采取一些类似“阴夺其副将兵权”的措施来削弱鲁氏的势力。刘大夏曾为兵部尚书，在其任上及任后，他的这种态度当有很普遍的代表性和很强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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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故事的演绎。刘大夏的回忆录的确影响了后人对鲁麟“自述其家世御边劳绩，乞加挂印镇守之权”一事的记载，以致进一步出现歪曲和臆想。正德十一年（1516）刘大夏去世，曾任刑部尚书的林俊为其撰写墓志铭，其中对鲁麟一事的记述如下：
甘肃副将鲁麟恃部落要大将，不遂，弃归，愿抚其众。奏至，上问公，公曰：“第叙其先世归附之劳，从其奏”兵权去，无能为，麟果怏怏死。林俊的记述简洁明了，然故事主线与刘大夏所言一致，亦未言明具体时间。按墓志铭的撰写惯例，显而易见林俊的叙述是改写自刘大夏的回忆录。
在成书于正德十六年（1521）的专记弘治一朝见闻的《治世余闻录》中，此事记述亦与刘大夏的回忆相差无几，不赘录。到了刘氏后人编撰的《刘忠宣公年谱》中，鲁麟之事便有所变化，其具体的发生时间被记在弘治十五年（1502），这实际也是受刘大夏回忆录中语焉不详的影响。
再往后记载此事的还有廖道南的《楚纪》，此书记载的情节虽较为简单，但与刘大夏的记载有些许差异之处，其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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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庄浪鲁麟恃众骄横，求莽衣玉带以镇边陲，大学士刘健等欲召署都督府事，言官疏请切责，上问何如，大夏曰：“招之不来，损威不小；责之不受，恐滋长其跋扈心。臣以为宜奖励之，彼世笃忠贞，永为西域藩垣。俟年来入觐，然后命之署枢密可也。 ”厥后麟怏怏而死。
相比于刘大夏的含混不清，廖道南的记载在个别细节上更为清晰。比如刘大夏记载中的“公卿私议”有了明确的主体，即大学士刘健和言官，他们分别代表着对鲁麟“欲召署都督府事”与“切责”两种不同的处理意见。
其处理不当的严重性也进一步明确，即一方面有可能损害国家体统、朝廷尊严，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助长鲁麟的不臣之心。再者，刘大夏所说的“阴夺其副将兵权”之策略也变成了具体的“宜奖励之”“命之署枢密” 。
【【历史故事】明朝，廖道南在撰著《楚纪》的时期，鲁氏家族的权势可谓达到顶峰】更为重要的是在廖道南的叙述中，刘大夏对鲁氏的态度也发生了明确的转变，由夺鲁氏兵权使其“安能独为”变为使鲁氏“永为西域藩垣” 。虽然廖道南的表述与刘大夏的追述有以上不同，但重要的相同之处就是始终在强调鲁麟之事的难以处理及刘大夏的个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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