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桐乡书院：培养知行合一经世之才

本文转自：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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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曾有这样一座书院，虽偏居一隅，却因勇于改革创新，被视为晚清书院的典范，教育制度载入《皇朝政典类纂》，清廷谕令全国加以效法。它就是始建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位于安徽桐城的桐乡书院。其革新人才培养、创新制度设计、引领社会风尚，在晚清书院教育中独树一帜，诸多做法对当代教育仍有启示意义。
革新人才培养
桐乡书院秉持“教化育才”的教育理想，着力扭转当时“重科举、轻实学”的不良倾向，倾力培养品格高尚、知行合一的经世之才。
道光时期，绝大多数书院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庸，因以博取功名富贵为目标，教授内容“止是时文、试帖、馆阁字三者” ，培养的学子仅为适应科举考试、写工整文章，无修己治平的理想，更乏经世报国的才干。桐城派文人戴钧衡、文聚奎、程恩绶等在创建书院之初，就清醒认识到当时书院教育的不足，带着“有裨于世”的追求，改革教学内容和方式，努力回归培育经世之才的正轨。
注重人格塑造、品德涵养。反对徒习词章，认为其偏离了修身传道的根本，忽视了经世致用的归旨；重视经学教育，认为道术、政事、文艺“皆必由治经而入” 。书院规章明确规定“生童大课，四书文一首、试帖诗一首、律赋一首、经解一首”“经解、诗赋最为士子要务，每月必请师于文题外更发此题，各士子务宜留心讲习”；要求士子研习经学，修身悟道、明体达用，追求文章有根本、行事讲章法。这些教学改革打破了专攻时文、忽视经史的僵局，逐渐形成“相语以道德”“相砺以躬行”的良好氛围。
重视言传身教、循序渐进。山长被视为书院学子的榘范，乡贤也是学子“砥砺观摩”的楷模，通过以身示范、潜移默化的影响，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反对急功近利的求学方法，认为“十五而不应试，父兄以为不才，二十而不与胶庠，乡里得而贱之，读经未毕，辄孜孜焉于讲章时文”的世俗之见不符合教学规律，主张“日举忠孝廉耻之事，开导斯人，其才性各因所长，教以有用实学” ，通过日积月累、因材施教达到预期的教育目标。
道光以降，经世之风盛行，桐乡书院顺应时代潮流，把“重德行、尚实用”作为人才培养的重点，赋予传统书院新的使命。书院建立未及三年，已颇具影响，桐乡、枞阳、舒城等地慕名求学者纷至沓来。
创新制度设计
桐乡书院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针对当时书院管理不足，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建立了一套规范的管理制度，探索了新的运行模式，使书院成为晚清书院制度创新的标杆。
书院先后制定了《桐乡书院章程》《补议章程数则》《课规七则》《董事九则》《杂款八则》等规程，在日常管理、课艺、财务、伙食等方面，全面规范了管理运行。其中影响至巨的《桐乡书院四议》，在择山长、祀乡贤、课经学、藏图书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具有创见的改革举措。
实行民主治院，针对山长选聘由大府、太守把持，所选之人不尽为“有德之士”的时弊，提出山长由董事及诸生共议产生，打破了山长选聘“以科第相高，以声气相结”的利益勾结，体现了集体决议的民主化色彩；倡导典型示范，批驳书院崇祀文昌魁星的行为，主张祭祀“讲正学敦实行”的乡贤，使后来学者“砥砺观摩而成德” ，使教者“有所矜式”“不敢苟且于其间”；注重奖学激励，针对经学“其势不能以骤传”的局势，与诸生约定“各自专治一经” ，会课时由山长提问，答对则予以奖励；坚持以生为本，凸显书院藏书功能，主张书院当以藏书之所而称名，应可供贫而有志的士子就学其中，规定“不准地保借作官长公馆” ，官长非因书院公事至乡“董事不得请临书院” 。
桐乡书院因创新制度获得快速发展，一时声名鹊起，成为晚清众多书院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引领社会风尚
桐乡书院致力于广施教化的办学努力，实现育才兴邦的社会理想。书院的发展兴盛，有力推动风俗转化、树立文明乡风。
戴钧衡等人对清初朝廷抑制书院的政策颇有异议，认为禁止书院讲学，导致世人“止知功名富贵四字”“不知有礼义廉耻之重” 。随着时间的推移，书院政策逐渐宽松，但是清廷对社会风化的重视仍显不足。戴钧衡曾痛斥当权者“专以持禄保位为心，于民俗之美恶，民心之邪正，漠不关心”“既不知有教化之事，又不知有刑罚之用” ，提出创建书院、大兴文教，改变“奸尻邪辟，相习成风，惟利是嗜，惟害是避”的不良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