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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三个五四个零写两个读两个零的数（四个五四个零的八位数一个零都不）】 鲁迅先生的《故乡》，诞生整整一个世纪了。
1921年1月，先生创作了《故乡》。同年5月，《故乡》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上正式发表。几十年后，《故乡》入选中学语文教材之中——从此，影响了几代人，影响了无数人。如今，语文教材中虽然删掉了先生的一些作品，但《故乡》却岿然不动，并一如既往地影响着当代的莘莘学子。
然而，当下的莘莘学子，他们还有自己的“故乡”么？就算是有，还能够回得去么？再说，即使回得去，我们该会有怎样的所思所想呢？
一
1912年2月19日，时名周豫才的鲁迅，在《越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周豫才告白》。其辞曰：“仆已辞去山会师范学校校长，校内诸事业于本月十三日由学务科派科员朱君溪至校交代清楚。凡关于该校事务，以后均希向民事署学务科接洽，仆不更负责人。此白。”先生以此寥寥告白，为自己担任不到半年的校长生涯画了一个不甚圆满的句号。这是先生从事基础教育的一件大事，值得一书。
先生辞去校长一职后，受绍兴同乡、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之邀，赴南京任教育部职员。同年5月，先生远离故乡，北上至京，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三个月后，任命为教育部佥事。至1926年8月离京，先生为“官”整整十四年。这是先生一生中唯一一次、同时也是时间挺长的一次“官宦”之旅。
先生为“官”期间，1918年《狂人日记》横空出世；1919年“孔乙己”来到人间；1921年先生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阿Q立了“正传” 。这其中当然还有以先生1919年12月回绍兴省亲——接母亲及家眷进京——为原型而创作的《故乡》。
《故乡》虽是小说，却似乎可以当叙事散文去读。我以为如是。原因无它，你若对先生那段历史有所了解，你便知道《故乡》中写实的成分确实不小。
二
先生任教育部佥事期间，与二弟一起，于1919年购买了八道湾住宅。据黄乔生《八道湾十一号》一书，八道湾住宅占地约4亩，是一个三进四合院，有“瓦房27间，灰背房5间，西边跨院是空地” 。大先生“选定这所三进四合院的一个原因”，是考虑二弟和三弟“都有孩子，需要较大的场地玩耍” 。事实上，孩子甚至可以在“院内练习棒球” 。先生的老朋友许寿裳看了院子“感叹说，简直可以开运动会”！若用今天世俗的眼光看，八道湾十一号，绝对“豪宅”一座。
如此“豪宅”，价格自然不菲。黄乔生书中写道：“房款加上中保费、契税和装修费用，合计花费4300多元” 。这4300多元在当时，之于普通人家，无异于天文数字。若你知道大先生当时在教育部每月工资约359块大洋，二弟在北大当教授每月240块大洋，你就大可不必对此慨而叹之了。大致同一时期，李大钊先生因为毛爷爷是其同事杨昌济先生的东床，于是聘“北漂”的毛爷爷为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月薪8块大洋。两相比较，百年前的“北漂”一族，已有“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之忧。
1919年11月21日上午，大先生“与二弟眷属俱移入八道弯（湾）宅” 。你在《鲁迅全集》第十五卷第384页，可以查到先生当天日记中的这一记录。从此，这座“豪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大先生子侄辈们的“百草园” 。
三
1919年12月，先生特别告假，“上书请归省”，回绍兴故乡接母亲、还有母亲给他的“礼物”——有名无实的发妻朱安女士等眷属，一起北上定居。
同年12月1日清晨，先生“至前门乘京奉车，午抵天津换乘津浦车” 。自此，开启先生回乡之旅——也是与故乡永别之旅。回乡路漫漫。至12月4日，“上午渡钱江，乘越安轮，晚抵绍兴城，即乘轿回家” 。四天的鞍马劳顿，终于回到故乡。
然而，先生此次回归故里，不是荣归，而是作别。自12月4日到，至24日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永别故乡，前后历时21天。期间，除了迎来送往、“收理书籍”、处理旧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在12月22日那天“与三弟等同至消摇溇扫墓” 。消摇溇是绍兴城郊西南阮江村的地名。这里的麦芽山上安葬有先生祖父周福清、生祖母孙氏、继祖母蒋氏。此次永别故乡之前，先生还将其父周凤仪、四弟周椿寿以及幼妹端姑之墓，自南门外龟头山迁移到了麦芽山。至此，先生一族的亡魂将齐聚于斯，长眠于斯。而先生将奉母及家眷永别故乡。
查先生日记得知，12月24日离开绍兴之际，送行的只有“蒋玉田叔”一人，并不曾见周氏家族半个人影。由此似乎可以看出先生致好友许寿裳信中所讲“近来与绍兴之感情日恶”一言并非虚妄。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先生记录在了当天日记里：“夜灯笼焚，以手按灭之，伤指。”
意外的灯笼之火，伤的是先生的手指；而“族人所迫”，却伤的是先生的心。难怪一年多后先生创作的《故乡》，字里行间里总透着一股悲愤悲凉之气，除了忆及儿时美好往事。
四
1919年1月16日，鲁迅致许寿裳的信中如是写道：“仆年来仍事喜游，一无善状，但思想似稍变迁。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居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
上面所引文字中，一是作者夫子自道，先是调侃自己“一无善状”，话锋一转，却又说自己“思想”有了变化。事实上，阅读作者杂文集《热风》中写于1919年内的二十余篇《随感录》，你定会感到先生思想的“变迁”着实不小。此不赘述。至于作者于当年12月“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居越之想”，从“族人所迫”及“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寥寥数语，你定能感受到作者与故乡“诀别”的决绝之心，以及何以如此“绝情”的诀别之因了。
既然“族人所迫”，既然“与绍兴感情亦日恶”，故乡何须再作留恋？更何况作者与其二弟已经在北京站稳了脚跟，且有了既稳定也不菲的进账，居于北京，经济上绝无后顾之忧。1919年12月24日，作者及家眷别了绍兴，历时六天，于12月29日下午“俱到家”，入住八道湾十一号。年初写给许寿裳信中的“拟挈眷居于北京”之乔迁设想，成为现实。而绍兴，一年多以后的1921年1月，作者以小说的形式，将其永远地定格了在了《故乡》里。
五
谈及故乡，当代诗人、学者林贤治在《人间鲁迅》一书中写道：“故乡，对每个人来说，都具有某一种母性的魅力。这种近于‘恋母情结’的东西，在鲁迅个人，则埋藏得很深，其中尚有数不清的诸如憎恨、厌倦、隔阂、烦恼之类的纠结。”
不说其它，单是人世间的“隔阂”，在《故乡》中就体现得又生动又深刻。作者忆及与闰土少年时的往事时，字里行间洋溢的是迫不及待的美好——
“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
“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
而那月夜海边沙地瓜田刺猹一幕，简直美得让人不由得手舞足蹈：苍穹的天空，深蓝；硕大的圆月，金黄；无边的瓜地，碧绿；脖颈的项圈，银白。还有这可爱的少年与狡猾的野猹斗智斗勇的场景，不止让作者几十年后记忆犹新，也使一个世纪后诸多读者中的我心驰神往了。
然而，当作者最后一次回到故乡，最后一次见到闰土时，彼此都却有了恍若隔世之感。闰土恭敬地叫他“老爷！……”，他心中“似乎打了一个寒噤”——他们彼此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 。
时光，会使曾经熟稔的彼此咫尺若天涯。更扎心些说，表面看，是时光作祟；实际上，端的是彼此社会地位的改变使然。
六
2012年8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5》统计数字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中国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而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字显示，全国1443497378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1162人，占63.89%，较十年前城镇化率又增加了十多个百分点。
上面这组数据，彰显的无疑是我国经济等各方面发展辉煌的一个侧面体现。而数据的背后，其实也不无从农村而城镇部分公民——成人也罢，学生也好——中远离故土的情感“失落” 。你时不时可以在各种媒体中看到诸如“回不去的故乡”般的无奈慨叹。
其实今人关于故乡的无奈或慨叹，在鲁迅“故乡”中多有有形象而深刻的描写。而关于其中复杂的情感纠结，当代知名学者陈平原在《如何谈论“故乡”》一文中有如下议论：《故乡》中“不仅是故乡颓败的感慨，鲁迅更反省‘我’和闰土关系微妙而又不可逆转的变化，追怀‘海边碧绿的沙地’……思考着地上的路是如何形成的。这当然是故乡书写的经典，但不该是全部” 。陈平原借题发挥道：“谈故乡，不能太文艺腔，还得有历史感与现实关怀。否则，会显得很矫情。”不仅如此，他进一步借用《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作者，也是当代因关注中国当下农村“巨变”而名噪一时的学者梁鸿之语，以吐胸中块垒：“今天谈故乡，聊故乡，说乡愁，切忌把它抒情化、田园化、牧歌化。”
我对陈平原先生的借题发挥，以及所引梁鸿女士醍醐灌顶的“提醒”深以为然。不知诸君意下如何？
2021年10月21日—31日于南郊默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