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得感情（人的感情与利益）】_感情

自古以来，在政治领域中，朋党以及衍生而来的“朋友圈”文化屡见不鲜。各级官员结成朋党、帮伙、派系和集团，为己方谋取个人和集团利益。团体成员之间相互依靠，彼此回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外力难以撼动。
但是，这种结盟需要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载体和媒介，著名学者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就将中国官场形形色色的圈子分析得非常透彻：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使得官员们结成小团体。出生于一省一县，视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视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通过婚姻关系结成的家庭团体被称为“姻谊” 。关于乡谊和年谊，沧海君已经分别写过文章加以分析，这里就不再赘述，本文着重讨论姻谊。姻谊是以婚姻为纽带形成的亲属之间的情谊关系，虽然这一关系涉及面远不如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乡谊和以同学关系为纽带的年谊那么广泛，可在格外讲究血缘和婚姻关系的古代，作用更加牢靠持久，在古代人类的繁衍和政治发展运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婚谊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在婚姻感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合力影响下，原本单纯的亲戚关系的婚谊也逐渐异化，并由此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婚谊文化源远流长通常情况下，婚谊是同亲戚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学领域，社会群体大致可分为血缘群体、地缘群体、业缘群体、趣缘群体。亲戚关系大都属于血缘群体，即通过婚姻关系而结成的社会群体。古代姻谊可谓是源远流长，并与人类的繁衍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古代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推动了宗法制度的实行和宗法思想的盛行，“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家族”是宗法制度的基本出发点，家族既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社会因此得以维系，因此维护家族的利益、秩序和延续是极为重要的。家族是保证社会稳定及压抑个人能动性的重要工具。因此不仅是个人的婚姻，婚姻更是家族的婚姻。在婚姻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姻谊则是维系不同家族之间关系的纽带。
中国最早的姻谊要属黄帝与螺祖的联姻了。黄帝迎娶螺祖，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螺祖精通养蚕织丝技术，黄帝与螺祖的联姻实际上是黄帝部落与西陵国之间的政治结盟。到了西周时期的贵族社会，衍生出婚姻“门当户对”的观念，目的是便于保障既得利益者对于权力和资源的集中与控制,从而保障社会结构与阶级层次的稳定。贵(良)贱不婚,是为了维护贵族阶级的社会地位，阻止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既保障了利益集团的权益长久性，更维护社会阶层和秩序的稳定。周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之间形成的婚谊关系成为他们进行政治权力整合的重要工具。
以春秋时期率先称霸的齐桓公为例，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尊崇周室，保护中原诸国免遭周边民族入侵，又通过葵丘会盟取得霸主地区，在这样背景下，周王室嫁女给齐国，有利于齐国提高自己霸主的合法性。普遍被中原各国鄙视的秦国和楚国更是通过世代联姻走到了一起，从秦穆公算起，秦楚两国长达10多世的联姻巩固了秦楚联盟，对当时的争霸战争有巨大影响，秦国可以支持楚国与晋国争霸；秦国可以集中力量对付西戎，经营自己的大后方成为独霸西戎的诸侯。
到了秦汉时期，刘邦举起义旗，跟随他起家的大都是沛集团。这一功臣集团的主要成员以刘邦的家乡泗水郡沛县和丰邑籍贯为主，其中，樊哙的另一重身份则是刘邦的妹夫，他迎娶了吕雉的妹妹吕媭。汉昭帝则被做主迎娶了权臣霍光的外孙女上官氏。
更始二年（公元24年），汉光武帝刘秀征战河北时，为了拉拢真定王刘扬，决定迎娶郭圣通，最终通过这次政治联姻和刘植的游说，让在更始帝和刘秀之间徘徊不定的真定王刘扬选择了刘秀。

据《后汉书》记载：更始二年春，光武击王郎，至真定，因纳后，有宠。及即位，以为贵人。”

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朝灭亡，这一时期政治舞台的主角之一无疑是士族门阀们，他们之间既互相斗争又互相联姻合作，甚至足以与皇帝抗衡。东晋建立后，由于皇室势力不足，琅琊王氏家族的势力和皇室势力不相上下，甚至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为了拉拢琅琊王氏，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儿就下嫁给了琅琊王氏的王敦，这是皇家势力对琅琊王氏的妥协，对于琅琊王氏整个家族来说，这无疑是对权力的又一次巩固。
在隋唐时期，位于社会阶层最顶层的并不是李唐皇室，而是以“五姓七宗”为代表的士族门阀。他们分别是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与太原王氏，由于其中李氏和崔氏各有两个分支，所以他们又被称为五姓七宗。按照自北魏以来形成的不成文的传统，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代缔结婚约，赵郡李氏与博陵崔氏世代缔结婚约，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世代缔结婚约，而陇西李氏则与范阳卢氏世代缔结婚约等。“五姓七宗”之间缔结的世代姻谊，形成了彼此维护家世不坠的力量，使得唐朝时期士族高门将相层出不穷，始终占据着朝堂的主导地位。
唐朝灭亡之后，在接下来的五代乱世中，士族门阀被一扫而空，再加上宋朝开科取士的风气大盛，贵族统治的根基已经不复存在，新兴的地主阶级取而代之，并由此形成了寒门士人上升的畅通途径。在这种情况下，联姻不仅仅局限在权贵阶层之间，更多的扩散到不同阶层之间，如权贵阶层与士子特别是取得功名的士子，这种联姻带来的姻谊风气一直延绵至明清时期。
姻谊异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人是社会生物，为了种族的繁衍和社会交际的需要，由姻缘关系形成的姻谊实属正常，本就是是一个中性词，毕竟每个人都有延续后代和宗族的客观需要。但是，在古代社会，姻谊往往会被异化，从较为单纯的婚姻情意，异化为以政治经济利益为纽带，以婚姻关系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并由此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一是举荐援引官员往往只问姻缘关系，不问学识能力。本来奖掖后进，为朝廷推荐良才是高级官员的一桩美事，甚至可以因此传为美谈，流芳千古。如果自己的姻亲具备良好的才识能力，“举贤不避亲”，获得举荐也是无可厚非的事。但是，深受婚姻关系影响的高级官员或帝王往往走向了一个极端，推荐提拔干部往往只问姻亲，不问学识能力。北宋名相王安石进士出身，跟当时礼部侍郎吴待问的儿子吴充是同年，双方关系密切，后来王安石把女儿嫁给了吴充的儿子吴安特；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主持变法，同年兼亲家吴充是他的得力助手，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变法失败请求退休，又大力举荐吴充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代替自己主持朝政。
再以宋朝大臣秦桧为例，他有一个姻亲郑亿年，他的母亲王氏为神宗时宰相王珪之女，也是南宋权臣秦桧岳父王仲山的姐姐，郑亿年哥哥郑修年有一女，后来嫁给秦桧养子秦熺，郑亿年的妹妹又嫁给秦桧的妻兄王唤（秦熺生父），算起来郑亿年和秦桧有三重姻亲。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奸相秦桧在宋高宗的鼎力支持下，试图与金国缔结和约，此举遭到大部分南宋官员的反对，他们认为：“金人居心叵测，和议难长久”，主战与主和双方在朝堂上激烈交锋，关键时刻，秦桧的姻亲郑亿年跳出来，拍着胸口信誓旦旦的宣称：愿意用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宋金和议可恃！于是，宋金第一次“绍兴和议”成立，后来，金兵撕毁和议南下，郑亿年饱受抨击，被迫请辞，但是宋高宗和秦桧感念郑亿年在和议中穿针引线的功劳，又将其提升为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广赐土地钱物，“赐田二十顷，恩数视执政” 。
二是在政治活动中，姻谊往往会演变为不同政治家族互相强化政治优势，互相扶持的工具和媒介，甚至出现了以金钱为敲门砖求婚的情况。这一点在门阀士族身上体现得最为典型。脱胎于魏晋“九品中正制”的门阀士族体制，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在政治方面占据了统治地位。北朝时期，名门望族出身的大臣崔巨伦，有一个姑姑不愿意将自己的妹妹卑躬屈膝地服侍北魏统治阶层的鲜卑人，在通婚的时候，崔巨伦就劝说，对方的家族地位显赫，世代高官，可以将妹妹嫁过去。正是由于士族门阀的身份贵重，南北朝时期，地位卑微的庶族人士，都以娶门第高贵的士族女子为荣，即便是丈夫因为连坐没有了官位的妇女，寒门子弟能够娶到，都感到无比的荣幸。

据《北史》记载：“崔巨伦之姑不肯令其姊屈事卑族，通婚之时，往往比量父祖。故庶族以娶高门士女为荣，即夫家坐罪没官之妇女，寒人得之，且荣幸无比。”

甚至出身高贵的士族也以娶到“五姓女”为荣。唐高宗时期的宰相薛元超富贵至极，薛氏也算得上是望族，但是薛元超平生也有“三恨”——三件憾事: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薛元超这样做到宰相级别的高官，和李家皇室联姻的人，依然以没有娶到五姓七望之家的女子做妻子为平生憾事。
为了同高门攀亲，以提高自家门第，唐太宗身边的一些庶族或者普通士族出身的功臣，比如房玄龄、魏徴、李绩等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以重金做敲门砖，同高门大户结亲。刘肃说《大唐新语》提及名臣许敬宗嫁女，纳资数十万钱。许敬宗之所以嫁女儿要收取高额彩礼，主要是为了给儿子筹集巨额彩礼娶尉迟宝琳的孙女。
不仅其他出身士族或是寒族人士希望能与士族门阀联姻，以提升自己的声望，连贵为九五之尊的皇帝也对士族门阀之间的姻谊既嫉妒又羡慕。唐文宗曾为太子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过来当太子妃。不料，荥阳郑氏出身的郑覃，却驳了皇帝的面子，而是给孙女选了崔氏家族一个做九品小官的年轻人。气得文宗直喊：“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三是在科举成为仕途主要渠道的时代，进士出身的士子成为权贵富商竞相联姻的对象，其目的在于建立或巩固未来的利益网络，在这种情况下结成的姻谊难以逃脱异化的结局。北宋建立后，随着士族门阀的覆灭，古代社会进入了平民时代，科举和婚姻是宋代以后精英人士争取权力地位的双重手段。正是看到新科进士们身上的巨大潜力，许多达官贵人和民间富豪也打算在张榜之日为自家女儿觅得佳婿。由于每科进士数量有限，且三年一大比，人数最多不过五六百人，再加上不少新科进士早已婚配，与为数众多有意嫁给进士的适龄女子相比，无疑是僧多肉少，由此形成了宋代独有的科举婚嫁文化——榜下捉婿。宋人把“择婿”说成“捉婿”，又戏称为“脔婿”，“脔”乃肉块，可谓比喻形象，又颇带讽刺意味。

莫得感情（人的感情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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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得感情（人的感情与利益）】进士考试
从高级官僚的角度看，之所以热衷于为自家女性挑选进士为婿，主要是考虑家族势力的长远发展。以宋代为例，从史料情况看，由于进士考取难度极大，即使是官宦人家子弟也难以世代中进士，一旦子弟不争气，家族势力不出几十年就会衰落，这时候挑选仕途潜力之星为婿，无疑是将其绑在了自家家族发展的一条船上，今后的家族势力有了依靠。对未婚的进士来说，甫一入仕途，就有官场高官做靠山，对自己的仕途发展大有裨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宋史·冯京传》和《清波别志》记载了关于宋仁宗时期名臣冯京状元及第时被“榜下捉婿”的故事。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冯京参加州试，中解元，次年，冯京参加会试，中会元，再参加殿试，中状元。连中三元的冯京时年28岁，当时尚未娶妻。当时宋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权势熏天。在殿试放榜那天，张尧佐先下手为强，派人把冯京抢回了自己府上，打算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妻。见到冯京之后，张尧佐拿出了一条金带，系在冯京的腰间，对他说：“这是皇帝的意思，您要娶我的女儿”，当然张尧佐是假传圣旨。张尧佐又安排了一桌丰盛的宴席，并把自己为女儿准备的嫁妆都拿出来向冯京展示。状元郎冯京微笑着连看都没看一眼，“力辞”！

举进士，自乡举、礼部以至庭试，皆第一。时犹未娶，张尧佐方负宫掖事，欲妻以女。拥至其家，束之以金带，曰：“此上意也。”顷之，宫中持酒肴来，直出奁具示之。京笑而不视，力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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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京

冯京前脚刚离开张尧佐家，就被紧随其后的另一位皇亲国戚张耆又抢回家，张耆又把张尧佐那套如法炮制一番，冯京又是“固辞” 。冯京之所以拒绝这两位皇亲国戚伸出的橄榄枝，主要是对这两位的嚣张跋扈的行径很是反感。冯京最终选择成为名相富弼的女婿，后来冯京自己也官至宰相。而富弼则是前代宰相晏殊的女婿。
去年的热播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也折射出宋代政治联姻带来的姻谊异化的影子。剧中的盛家二哥盛长柏是盛府嫡长子，嫡母王若弗之子，深受祖母和父母重视。寒窗十年考中头榜进士，入选翰林院，官绶庶吉士。虽是五品京官之子，但这份科举带来的优势让整个家族都为之一振。即使是当时的豪门大户也是积极的拉拢攀附，可见其头榜进士为家族带来的利益以及未来无可限量的政治影响力，以至于当时来盛家提亲的豪门大户险些把盛家的门槛踩破。而盛长柏最后选择清流之家，前宰相海家的女儿，则是进一步巩固其在文官清流中的影响力。

莫得感情（人的感情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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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剧照
此外，宋朝是古代商业极其发达的社会，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富商大贾众多。那些中举的文人又多为出身贫寒的书生，经济基础薄弱，提高自己经济实力的捷径之一就是和富豪联姻，于是进士成为商人的女婿，获得了经济支持。商人的女儿成为了官员夫人，社会地位瞬间提高，就这样出现了疯狂的官商联姻局面。
四是受个人感情和利益牵绊，姻谊往往最终成为徇私舞弊的帮手。以清朝著名学者纪晓岚为例，他与与两淮盐运史卢雅雨（即卢见曾）是儿女亲家，他的女儿嫁给了卢雅雨的孙子卢荫文，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两淮盐引案发，卢见曾因收受盐商价值万余之古玩，朝廷准备抄他的家产严办。此时的纪晓岚担任侍读学士，经常出入皇宫，知道了这件事。出于姻亲关系的考量，纪晓岚很想提前给卢雅雨通个气做好准备，但又担心走漏消息留下把柄，就显出一个主意，他将一小撮茶叶装在一个信封里，然后用面糊加盐封好，派人送到卢府。卢雅雨接到这封内外都没有写一个字的古怪信后，很快便领悟了其中的奥秘，把余财迅速安顿他处。结果“查抄卢见曾家产，仅有钱数十千，并无金银首饰，即衣物亦甚无几” 。这件事情很快被和珅知晓，并报告乾隆皇帝。在纪晓岚最终坦白的情况下，乾隆皇帝最终对纪晓岚从轻发落，发配新疆乌鲁木齐三年，卢雅雨也最终死在牢狱中。
结语出于繁衍后代和社会交往的需要，婚姻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姻谊则是以婚姻为纽带形成的亲属之间的情谊关系，这一关系在讲究血缘和亲缘的古代社会，影响力十分深远和持久。但是，婚谊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在婚姻感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合力影响下，原本单纯的亲戚关系的婚谊也逐渐异化，并带来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参考资料：《后汉书》、《资治通鉴》、《宋史》、《清波别志》、《清史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