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诗集序言） _十九

《韩陈其诗歌集》的意象选立及形式创新▓ 西北大学文学院郭姣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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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陈其诗歌集

【古诗十九首（诗集序言）】摘要：20世纪初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的局面令现代诗歌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包括诗歌功能的定位、传统美学标准的延宕,以及诗歌读者群的重建，进入21世纪90年代，中国新诗又一次陷入了危机之中，商业主义和大众文化极大地冲击着新诗而使其边缘化，诗歌阵营也开始急剧分化，大部分诗人通过自我放逐而进入一种私人化写作状态，在这挑战未平危机又起的隘口，如何平衡格律和自由，如何做到时代价值和审美判断的结合？

本文将从韩诗独创的观象、取象、立象的言意象观照的诗歌理论；韩诗结合现代汉语特点对新诗形式做出的“宽律”、“宽韵”等创新；韩诗在题材方面关注现实民生、以时事入诗的时代价值和创新精神此三个方面来对《韩陈其诗歌集》加以解读，浅析其对中国新诗发展之路的重要价值。

一、韩诗的意象选立

纵观中国诗歌发展历史，无论是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古诗，还是在各大浪潮中自正发展的新诗，凡经典者皆离不开成功的“意象”营造。钱钟书云：“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亦言，是别为一诗甚至非诗矣。”诗在于象，观韩诗意象选立，不禁让人感叹诗心玲珑，诗家仁心。其八卷诗中所选取之意象，细微处如虫蚁鱼猫，“垂涎滴滴可恨水，几番挑逗问鱼猫”，将隔水相嬉的猫与鱼写得辗转多情，颠覆大众认知中两者的仇敌关系，“古稀大牛”之童心可见一斑；悠然处如花柳山海、晨曦暮色、农事工作，目光所及之文笔所到之处皆为风景；新趣处如《微信采薇歌》《我要上哈佛》《男人女人》等，广告词、新媒体等时物时事皆可入诗，吟唱相谐，此创新之精神实谓可敬！又有宏阔如歌咏名山大川、故乡京口等，寥寥数字却气吞云河，苍茫辽远，如“瀚漠夕照朵巴花，胡杨铃驼玫瑰馕。”一句，见字如面，读来令人觉得自己已手执长剑，跋涉在那莽莽黄沙地，眼前胡杨消失在地平线后，驼铃鸣起虔诚的信仰，真是身未动，心已远。诸如此类，丰富立体，让人读罢其诗，只觉天地广阔，意念驰骋，万事万物皆生动有灵。

正如诗人在序中所云：“观象则尽诗象至广，取象则尽诗象至美，立象则尽诗象至幻！”，首先，观象至广，天地广阔万物竞存，但并不是每一个具体的客观存在都可以称为意象，意象的生成是以生活为源，从表象的获取到意与象浑、心与物共的运动，是经过诗人的构思,经过审美经验和人格情趣两方面加工的客观存在。现代著名的雨巷诗人戴望舒在那首《雨巷》中，祈求遇到“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也使“丁香”作为一种“情结”，成为了心中郁结得忧愁的专门性喻指，把物象心灵化了。韩诗中这样的例子也不胜枚举，例如《鹳鹳歌》所咏之物白鹳是一种大型涉禽，但经过诗人的情感过滤，这跟随气候迁徙的雌雄白鹳才成了恩爱不移的代表。所以当我们读起这首诗，不再将白鹳作为一种生物来理解，而是将其想象为一种寄托特殊感情的符号。

又如《锅盖面》一诗，歌咏江苏省镇江市的一道地方特色传统美食“锅盖面”，诗人选取了锅盖面出现的四个场所：街头巷尾、楼堂馆所、迎宾、送客，作为代表，道出了市镇人民对此美食的喜爱，以及其作为文化符号对游子的意义，“锅盖面”在诗人浓厚情感和人生经历的书写下，蕴含着隽永的人情和乡情。再比如《金叶羞窗》一诗中的将秋天的黄叶写作“金叶”，一改大众视野中蕴含着凄凉之情的黄叶形象，为四季变化自然流转的树叶赋予潇洒从容的态度，正是“飘飘洒洒自风流，何待春雨润嫣黄？”这正诠释了庞德所言“意象是在刹那间所表现出来的理性与感性的情结，‘情结’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立象呈意，而是物象心灵化和心灵物象化的交融性十分明显的晶体，是体现了心灵与物象的美感联姻，既来自物象对诗人的刺激又挣脱了自然具象而升腾到了相应思想高度的一种把形态和感悟途径，是从实际的、客体的秩序中抽取出来，又为心得感知而存在的诗人的创造物——虚幻的审美对象。”由此可见，诗人的心灵体悟对意象营造的意义不言而喻，我们也由此得以窥见诗人昂扬洒脱、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其次，取象至美。罗丹说：“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看过的东西，从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 。何为美？唐代思想家柳宗元有云, “夫美不自美, 因人而彰。兰亭也, 不遭右军, 则清湍修竹, 芜没于空山矣。”，游过兰亭的人甚多，但倘若不经过王羲之灵心妙笔的唤醒，兰亭也不能留给世人美的印象，也只是供人居住游憩的园林而已。例如《龙泉灵光》一首，诗人将寺中翠竹红枫、铎音梵呗、飞鸟游鱼等物象，选取其最抓人的特色用语言描绘出来，使读者对这一佛教寺院的认知又多了些许美的感悟，而我们也因此可以透过语言来相见诗人观寺时悠然沉静的心情。又如《九彩异国》中对北京三里屯璀璨银杏的描写，极富浪漫气息，满天撒金似的银杏固然是人人都称赞的风景，但更打动诗人内心的则是将喜悦心情肆意挥洒的游人，因此岁月在秋，而诗歌却充满欣欣向荣的气息。诗人在注释中也说“北京最浪漫的银杏地，不是地坛、钓鱼台，也不是香山、八大处，而是三里屯东五街西口到三里屯东五街东口的三里屯外国使馆区。”

最后，立象尽幻。叶燮的意象创构论指出，在客观事物和意象创构主题相遇时，主体的神明智慧将其捕捉，并在想象力的驰骋中生成生动活泼，充满生命韵致与丰盈情感以及深刻内涵的意象整体。如果此过程少了主体的想象，那便会呆滞刻板，缺乏生机。诗人所言之“幻”正是调动想象力，协调多感官后达到的虚实合一的境界。如《忆父》中“忆父无所忆，唯忆海上帆”，“忆父无所忆，唯忆风雪寒”，虽然没有具体叙事，但“海上帆”、“风雪寒”三字却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海上帆”三字让人联想到岁月流转中父亲辛苦劳作的身影几十年如一日，扬帆上海，日尽归来，送别时消失在视线里的是海上帆，盼归时迎来的是海上帆，仅三字，却将情景交融。“风雪寒”三字亦是抓住了平实中的动人之处，使人读来便想象到寒风呼啸的冬日傍晚，站在门口的父亲发梢肩头落满了雪，他跺着已经沾湿的鞋子，招呼孩子过去从他冻红的手中接过那热乎乎的吃食……无处回忆，却处处是回忆，这正是诗人立象的精妙独到之处，让人愈读愈觉心旷神怡，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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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韩诗对汉字之“象”的挖掘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创始于先民仰观天宇、俯察品类的过程中，最初是通过直觉体验所获得的具有公共意义的图像，后来经由主观心灵再度创作，简化、凝练成为更能体现客观事物“本质形式”的“字象”，因此汉字具备在语音之外独立地表现自然与心灵结构的能力，也对中国艺术中的意象思维方式及艺术作品中的意象精神具有不可忽视的启发作用。正如韩陈其所云“绵绵汉字，一撇一捺一种顶天立地的风骨，一字一画一首缠绵悱恻的诗歌”，汉字有灵魂有筋骨，即可以成为思想的载体，又可以以其自身所蕴含的历史和博大的表意功能为思想添上翱翔云霄的翅膀。

例如诗人在渡口待渡之时，由“渡”联想到“度”，进而对“渡江渡海”与“度过人生”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番哲思：

人生若渡江河海，

一步空空步步空。

昊穹渡云润苍翠，

云散云涌云从容。

鹊桥渡情会牛女，

情深情浅情朦胧。

佛海渡道泽僧尼，

道遐道迩道溢融。

尘寰渡人浣灵欲，

人聚人远人飘绒。

《说文解字》中对两者的解释是：度，法制也，从又，庶省声；渡，济也，从水度声。在汉语的演进中，“度”除了作指法律制度等名词之外，还作量词和动词，作动词为“过，由此及彼”之意，如“度日”、“度假”等；“渡”，除了作名词指“过河的地方”之外，作动词有“横过水面”、“由此到彼”、“转手、移交”三种意思。两者在“由此到彼”这一意义上有所重合，度过人生岁月是时间上的跨越，渡江渡海是空间上的跨越，但所有时间的跨越都伴随着空间的变化，空间的跨越也伴随着时间的变迁，因此，这种相似引发了诗人的感慨，他在渡口待渡之时，联想到昊穹渡云、鹊桥渡情、佛海度僧，而人生一程、尘世一遭就像渡江渡海，每个人都免不了要经历起落悲欢、聚散离合。这首《渡思》很好地体现了汉字与中国艺术两者之间的同构关系，含意深远。

再如诗人被上海南京路某大厦上的巨大汉字“象”所吸引，进而思绪飞驰，浮想联翩：

沪上万千摩天楼，

璀璨恍惚惊一象。

熙熙攘攘城隍庙，

花踪寻味万街香。

东浦仰天洒明珠，

西浦俯踵触梦乡。

沧桑何须问汉清，

屠牛今为龙腾骧。

喜马拉雅大观台，

似曾相识唯一江！

“象”的本义就是指动物的一种,《说文解字》“象,南越大兽,长鼻牙,三年一乳，像鼻牙四足尾之形。”后来由于气候变化，大象逐渐在北方消失，人们不再能见到真实的大象,于是象就成了想象中大象这种动物的样子。《韩非子》“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由此，“象”的意义开始引申为事物的形象、样貌。老庄认为,“象”就是“道”的化身,是充满哲学意味的“道象” 。《老子》“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在《周易》中,既有“卦象”,又有“象也者,像此者也”的“象”,这个“象”,就是象征,模仿。“象”的另一种含义是认识主体在对现象的直观审查中,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而产生的一种象征性符号，例如八卦和汉字。由此可见，一个“象”字具有动物、想象、形象样貌、象征模仿等意义，并在中国文化中充满哲学和美学意味。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当诗人看到大厦上通体璀璨的“象”字时，他的心中一定是激动不已的，仿佛这一个字容纳了大千世界的种种，辉映着百家思想繁荣盛开的中国哲学史，启发着古往今来无数致力于美学领域的研究者……他的视界由此敞开，中华汉字之博大，华夏儿女之智慧，万千情怀皆融于一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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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韩诗的现实价值和创新精神

正如韩陈其在序中所慨叹的：“汉语现代诗，在某种意义上似乎走到了一个无拘无束的极端：几乎完全没有章法，几乎完全没有诗法，几乎完全没有规制而随心所欲，丧失了作为汉语诗歌存在的基本形式条件！”的确，20世纪初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令现代诗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包括诗歌角色与功能的重新定位、传统美学标准的延宕,以及诗歌读者群重建的迫切性与必要性。进入21世纪90年代，中国新诗又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全面转型而浮泛起来的商业主义和大众文化，极大地冲击着新诗而使其边缘化，诗歌比其他文类更迅速地退出公众视线；另一方面，诗歌阵营开始急剧分化，80年代风起云涌的诗歌流派纷纷消散，大部分诗人通过自我放逐而进入一种私人化写作状态。这种种现象不禁令人惊呼：新诗衰落了。

那么，在此挑战未平而危机四起的隘口，如何平衡格律和自由，如何做到时代价值和审美判断的结合？《韩陈其诗歌集》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回答。首先，针对格律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发现现代的读者很少有人能够或者愿意按照古音去朗读或默念旧体诗，古今音调声腔的变化之大，按古韵书谱填字押韵的结构在今天的绝大多数人读起来反而不押韵，甚至使得抑扬顿挫变为佶屈聱牙，那么，今天的韵脚、平仄仍按古韵规矩，岂不是背离了诗歌格律设置的原则和意义？德国诗人瓦理斯说：“混沌眼底，透过秩序底网幕，闪闪地发光”，要将丰富的个人情感诉诸于纸上，一定的形式和秩序是不能绕过的，精通中国语言文字的韩陈其教授针对这一现象，在诗歌形式上做了新的尝试：韩氏齐正律或方正律、韩氏宽骚体、韩氏宽韵体、韩氏宽对体、韩氏宽异体，这五种在汉语诗歌基础形式上形成的新格律，较古诗在长度和宽度上更为灵活，也更适合以双音节为主的现代汉语，让诗歌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更具有诗歌的意义。

其次，时代价值和审美判断如何有机结合？在历史和现实的生活中，至少有两类人误看了诗歌，一类是借诗歌以营私，或顾影自怜卖弄风雅，或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使智慧女神成为掌上万物；另一类是视诗歌大于一切，似乎它或可眇此神通或于逊兹化立，全然忘却诗歌真正的活水源头。我们的观念则确认，诗尽管是神圣的艺术殿堂，但作为诗爱者、诗作者和诗读者，毕竟得时常走出殿堂，去看看它所隶属得整个奥林匹斯山，去瞭望那山头的历史风云和远峰遥灯，去研讨如何以映现实时代情绪的强度、展示社会心理的深度和刻拔心灵魂魄的力度，去体察是否引起这一片土地上成千上万的人们全身心、全人格的震动。换言之，我们不能让诗歌被凝固的概念和僵化的教条裹挟而去，更不可将其置于现实人生和时代精神所远不可及的虚幻境地，诗歌，作为一种有生命的活体，应该以天地为心、以造化为师、以真为骨、以美为神，以动荡的社会人生为源又以人间的喜怒哀乐为怀。

读《韩陈其诗歌集》，我们可以跟随诗人的笔触四访祖国的名山大川，一览江山如画，可以窥探诗人的生长痕迹，体悟其对人生的感知，更可以看到现实民生，如诗人在与一菜农交谈时得知其为了孩子给孩子报课外辅导竟然欠下了六万多的债务，可怜天下父母心，再苦也不愿苦了孩子的教育，但如此昂贵的辅导费用真的合适吗？诗人不禁慨叹：

课外辅导何其幻，

卖铜卖铁卖破烂！

课外辅导何其峥，

可怜可怜小学生！

课外辅导何其纷，

补课补课补高分！

课外辅导何其病，

要钱要钱要人命！

教育教育何其待，

育人毁人天可哀！

在这首《课外辅导》中，诗人以简洁犀利的笔锋地指出了时下课外辅导班“幻”、“峥”、“纷”、“病”的弊端，我们不排除一些辅导班的确起到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作用，但仍有部分机构打着教育的旗号，收着昂贵的课时费，聘用一些毫无教师资质的人员，对学生进行机械粗暴的应试教育，这种所谓的“辅导”真的对学生有利吗？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诗人对于此现象的愤恨，对辛勤民众的同情，更是在自己心中沉思何为真的的教育？以自己的能力，又能为改变这一现状做些什么？这首看似简单的《课外辅导》引人深思。

除此之外，韩诗中还有大量时事评论，例如为2020年爆发的新冠病毒及全国人民共抗疫情所作的《新冠病毒抗命歌》、感慨现代科技之便利的《一来二去》、为广受教师喜爱的《教育规律读本》所作的《贺<教育规律读本>出版》、抒发对航天人家国情怀之景仰的《航天颂》、咏叹一轮明月与金山寺与相映成趣之景的《金山婵娟》等，此等将个人审美判断与社会时代紧密结合的精神赋予了诗歌平常且深刻的意义，正如泰戈尔曾写道的一样：“诗并不企图像科学那样去认识世界，而只是在生命关系的复杂网络种揭示某一事件、人和对象的普遍意义……总之，由于诗源于生活，所以诗必须通过特殊事件表现诗的生命观。诗人直接根据生命本性表现这种生命观，他是根据自身的生命结构去观察生命的。”

参考文献：

[1]韩陈其《韩陈其诗歌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20

[2]杨匡汉.《中国新诗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潘云萍.汉字“象”的分析[D].中国海洋大学

[5] 姜鹏越.《庄子》中的“象”范畴对当代文学创作的现实意义[D].云南师范大学

[6]孙绿江.汉字·哲学·艺术——汉字对中华民族思维的影响[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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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郭姣姣

【作者简介】郭姣姣，女，汉族，陕西宝鸡人。现为西北大学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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