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花煞（叶兆言访谈） _花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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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式的情感

文丨叶兆言

三年前，在纪念祖父诞辰一百周年时，我有一点想不明白，那就是人们为什么总是对整数特别有兴趣。莫名其妙，就成了习惯。记得祖父在世时，对生日似乎很看重，尤其文化大革命后期，一家老小，都盼过节似地惦记着祖父的生日。是不是整数无所谓，过阴历或阳历也无所谓，快到了，就掰着指头数，算一算还有多少天。

有时候，祖父的生日庆祝，安排在阳历的那一天，有时候，却是阴历，关键是看大家的方便，最好是一个休息天，反正灵活机动，哪个日子好，就选那一天。祖父很喜欢过生日。喜欢那个热闹，有一年，阳历和阴历的这一天，都适合于过生日，他老人家便孩子气地宣布：两个生日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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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也简单，一个老人乐意过生日，原因就是平时太寂寞。老人永远是寂寞的，尤其是一个高寿的老人。同时代的人，一个接一个去了，活得越久，意味着越要忍受寂寞的煎熬。对于家庭成员来说，也是如此，小辈们一个个都相对独立，有了自己的小家，下了乡，去了别的城市，只有老人过生日这个借口，才能让大家理直气壮堂而皇之走到一起。

老人的寂寞往往被我们所忽视。我侄女儿的小学要给解放军写慰问信，没人会写毛笔字，于是自告奋勇带回来，让祖父给她写。差不多相同的日子里，父亲想要什么内部资料，想要那些一时不易得手的马列著作，只要告诉祖父，祖父便会一笔不苟地抄了邮来。有一段时候，问祖父讨字留作纪念的人，渐渐多起来，闲着也是闲着，祖父就挨个地写，唐人的诗，宋人的词，毛主席的教导，一张张地写了，寄出去，直到写烦了，人也太老了，写不动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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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刻骨铭心》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很特殊的时期，军阀混战，日军侵华，而南京，则处于这一切的风口浪尖之上，《刻骨铭心》则聚焦了当时南京各个阶层的生活，小说中的各路人物在这里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生。

我记得常常陪祖父去四站路以外的王伯祥老人处。这是一位比祖父年龄更大的老人，他们从小学时代就是好朋友，相濡以沫，风风雨雨，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友谊。难能可贵的，是祖父坚持每星期都坐着公共汽车去看望老朋友。祖父订了一份大字《参考》，大概因为级别才订到的，王伯祥老人虽然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一级研究员，他似乎没有资格订阅，于是祖父便把自己订的报，带去给他看。每次见面大约两个多小时，一方是郑重其事地还报纸，另一方毕恭毕敬地将新的报纸递过去，然后就喝茶聊天，无主题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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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什么从来不重要，话不投机，酒逢知己，关键是看这一点。有时候，聊天也是一种寂寞，老人害怕寂寞，同时也最能享受寂寞。明白的老人永远是智者。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这些老人的寂寞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从老派人的聊天中，明白了许多老式的情感。旧式的情感是人类的结晶，只有当它们真正失去时，我们才会感到它的珍重。老派的人所看中的那些旧式情感，今天已经不复存在。时过境迁，生活的节奏突然变快了。寂寞成了奢侈品，热闹反而让我们感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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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最害怕告别，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祖父晚年时，每次和他分手，心里都特别难受。于是大家就不说话，在房间里耗着，他坐在写字桌前写日记，我站在一边，有报纸，随手捞起一张，胡乱看下去。那时候要说话，也是一些和分别无关的话题，想到哪里是哪里，海阔天空。祖父平时很喜欢和我对话，他常常表扬我，说我小小年纪，知道的事却不少，说我的水平似乎超过了同龄人。我记得他总是鼓励我多说话，说讲什么并不重要，人有趣了，说什么话，都会有趣。早在还是一个无知的中学生时，我就是一个善于和老人对话的人。我并不知道祖父喜欢听什么，也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曾经真的是觉得自己知道的事多，肚子里学问大，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源于老人的寂寞。

- 文章选自《叶兆言散文集》-

- 插图皆为著名画家谢友苏先生画作 -

作者简介

叶兆言， 1957年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原籍苏州，中国内地男作家。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1986年获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著有中篇小说集《艳歌》《夜泊秦淮》《枣树的故事》，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影》《花煞》《我们的心太顽固》，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叶兆言作品自选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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