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医院陪诊员：充当医患间的传声筒，最怕陪诊癌症晚期病人( 二 ) 北京

“我们也相当于医生的助手，当患者说方言，或者说得模糊的时候，陪诊员会做解释。”这样，陪诊员就成了医患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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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诊员指导客户使用机器挂号。受访者供图
“串通”医生：“不要说几千块钱，说300多就行了”
如果说医生见惯了生死，陪诊员也一样。来北京看病，对很多人来说是走投无路下的选择。
吕雪曾陪诊过一位黑色素瘤患者，帮助他及时办理了住院，但最终病人却没等到手术就去世了。她心里难受，“就晚了那么一步。”家属发来短信安慰她，“谢谢你忙前忙后，你已经用了最快的速度、最高效的方式跟医生讲了，让我们能这么快地住进来。如果我们能早点来看病就好了。”
和医护人员类似的另一点是，这个行业也需要理性和冷静。拿到了“不好”的确诊结果，接下来的沟通要更加谨慎。家属捂着头坐在楼道里大哭的场景，他们见得很多，但陪诊员不能慌。“鼓励他们，问题不是很大，不用特别担心，发现比较早，直接手术就行了。”
吕雪愿意给人希望。但即使是那些有治愈可能的人，也会选择放弃，或是经济原因，或是落叶归根的执念。对癌症晚期患者，她更是害怕，因为希望后的失望是最沉重的。
她哭过很多次，有时也是出于感动。一次陪诊收费1000元到3000元，这似乎也决定了，找到吕雪的多多少少都是对亲人关切的人。
她记得，有个大哥带父亲来看眼科，“他说想先去见见医生。”进了诊室，他说出了自己的请求——希望医生在手术费用上向父亲“撒个谎”，“不要说几千块钱，就说300多块钱就行了。”吕雪知道，这是怕父亲因为钱的问题放弃治疗。
让她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工作忙、常出差的女儿。父母身体有了异样，不说，也轻易不去医院。一次，女儿回家，偶然间发现了父母的情况，她焦虑、愧疚，一天里给吕雪打了许多个电话，“她觉得自己因为工作忙忽略了父母。”嘱咐吕雪，要陪着父母好好看一下。父母第一次到北京，她不放心，宁肯多花些钱，也要让陪诊员从车站就把父母接上。
吕雪也会为医生感动。儿科是最“鸡飞狗跳”的地方，是焦虑情绪浓度最高的场合，到处是哭闹着不肯配合的孩子，还有急躁又束手无策的家长。吕雪发现，没有医生是坐在诊室里看病的，“都在走廊，边哄着，边看病。”
不过十来岁的孩子，或因为压力大患上抽动症，或因为在学校被霸凌，患上了抑郁症、躁狂症。有孩子当众脱衣服，还有女孩拉住吕雪，小声说，“你知道吗？我是赵丽颖。”原来，很多同学说她“丑”，不跟她玩，对小女孩的内心造成了创伤。
父母对孩子的症状往往感到惊讶，总说“孩子突然就这样了”。吕雪心里觉得生气又怜惜，“怎么可能呢？明显是沟通上出了问题。”但医生往往很有耐心，不只看病，也会告诉家长该如何去教育孩子。
陪诊新职业的未来：“需求会越来越多”
就诊的人越来越多，医院永远拥挤。
【 患者|医院陪诊员：充当医患间的传声筒，最怕陪诊癌症晚期病人】根据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共有87.2亿人次到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就诊，一位居民平均就诊6.2次。这比上一年增加了4.1亿人次，比起2015年，则增加了10亿还要多。
一开始，王洋的客户并不多，后来又遇到了疫情，今年4、5月份才开始有了起色。吕雪的公司里有15位陪诊员，忙的时候，她一天能有4场陪诊，早上6点就出门，到晚上才能吃上饭。
起初，吕雪觉得陪人看病有些尴尬，“两个人杵在那，不知道该怎么沟通，觉得病人也不想理我。”距离是靠经验拉近的，工作久了，对有些疾病，她也成了半个专家，在医生给出诊断和治疗方案前，能先让病人心里有数。一旦两方说法一致，信任和依赖就建立起来了。
职业病也来了。“现在好像看谁都有（病）。”吕雪无奈地笑着。母亲说胃疼，父亲咳嗽一声，她都害怕是肿瘤，马上带着二人去做检查。父母半年体检一次，一旦发现小结节必手术，吕雪都亲自陪着，二老也只好心甘情愿地挨“折磨”，只是偶尔抱怨一句“草木皆兵”。
她的世界里确实都是“病”，“我见过那么多得癌症的，还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疑难杂症的。”这没给她带来太多负面情绪，只是更让她感觉到了自己的价值，“我能帮助很多人，在一些关键的时候给到一些专业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