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祝伟认为，当前中国医美行业发展的态势，和数年前的韩国相似。当时，许多中国人赴韩整容，韩国整容医院疯狂扩张。在中国整形美容协会2015年的通报里，2014年，中国赴韩国整形的总人数为5.6万人，事故和纠纷发生率以每年10%-15%比例增加。
祝伟曾经帮助在韩国整形失败的中国女生靳魏坤维权。她在一家号称“零事故”的医院里，接受了12项面部整容手术，没有一项成功。为靳魏坤准备跨国官司的过程中，祝伟接触过15位赴韩整容失败者。她们通过中介联系韩国整容医院，均没有合同、诊疗记录，只有个别人有病历。缺失的证据和漫长的诉讼时间，卡住了她们的维权进程，最终没有人成功维权。
不规范的机构也给中国医美行业带来难题。艾瑞咨询调研发现，2019年，全国具备资质的医美机构约1.3万家，超过8万家生活美业店铺非法开展医疗美容项目。
此外，医美行业的快速扩张也带来了不少盲目的消费者。北京丰联丽格医疗美容诊所技术院长师丽丽经常为整容失败者做眼部修复手术。她发现，许多消费者做第一次手术时，缺乏和医生交流，有的只见了医生几分钟，就匆匆确定整形方案，有的由销售人员推荐方案，到了手术台才看到医生。
一位35岁的重庆男人，在一位认识数年、极少交谈的朋友推荐下，接受了鼻头缩小、鼻翼缩小、鼻尖抬高三项鼻部整容术。他事前没有了解过这家医院，完全听信了朋友的推荐，就连病历、合同，也没有向医院索取。
直到术后，他感觉鼻子变大了，才找朋友，朋友突然变脸，不愿和他继续沟通，他只好起诉医美机构，要回手术费。
他向法院提交了仅有的两份证据——收费单据和和医院的聊天记录。法官驳回他的诉讼请求，因为单据和聊天记录只能证明他交付了费用，并因术后效果产生争议，却不能证明他曾在这家机构做过鼻部手术。更何况，他去的那家医院，已经变更了名字。
多位整容失败的人回忆，朋友推荐和广告效应让他们放松警惕，没有及时和医美机构索取相关证明，导致后续维权难度加大，只能“吃哑巴亏”。
许多医美机构的病历记录、保存也存在问题。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曾公布医疗美容纠纷审判的白皮书，其中提到，涉诉医美机构普遍存在病历记录过于简单，书写、修改不规范，保管不善等问题。该法院2016年至2020年审理的案子中，有24家医美机构因诊疗活动超出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被行政处罚。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公布的白皮书也出现类似情况。由于民营医疗机构经营管理制度、执业人员流动大，部分就诊者病历材料缺失、不完整，而医疗损害鉴定主要依靠院方记载并保管病历资料。发生纠纷后，许多就诊者不认可院方出具材料的真实性。
而且，这类案件中，消费者手术失败后，可能到多家医美机构修复伤口。当司法部门希望非涉案医美机构提供病历资料时，部分参与修复手术的机构拒绝提供资料，导致鉴定所需资料不全。
没有一套明确适用于医美的法规、鉴定制度
对于许多消费者而言，医美鉴定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白皮书均提到，医美鉴定需要鉴定的材料多，包括医疗过错、医疗产品质量、笔记、指纹等，如果消费者质疑电子病历被修改，还需要技术开发人员协助提取，延长案件审理周期。
而且一些美容产品不具备鉴定条件。比如，已经植入患者体内的美容假体，如果将其取出鉴定，可能存在风险。
上海长宁区法院公布的白皮书还提到，具备相关鉴定资质的机构数量少。因医美纠纷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司法鉴定机构缺少相关鉴定的专业人员，不接受该类案件的鉴定，上海长宁区法院所涉医美纠纷鉴定由各级医学会进行。但医学会受理医疗损害鉴定的能力有限，鉴定数量无法满足实际需要。因此，长宁法院实际能完成鉴定程序的案件较少。
曾在沈阳市公安局做了40多年法医鉴定的徐克，长期关注医美中的医疗损害问题。他介绍，目前我国仍未对医美手术损害后果有统一界定、量化及鉴定标准。用来处理医疗事故争议的《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和《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不适用于以改善外貌为主的医美手术。
例如，《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规定，面部有多个长度累计6厘米长以上的瘢痕属于轻伤二级，但大多医美失败者的疤痕长度小，达不到认定标准。徐克认为，医美手术的司法鉴定不能以皮肤瘢痕和创口长度为标准，而是要以影响容貌而定，强调形态和功能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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