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被低估的司马迁与《史记》( 三 ) 1913年6月26日季镇淮先生出生

肯定地讲，在中国新史学产生以前，《史记》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是“史家之绝唱” ，司马迁确实是古代杰出的伟大的历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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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被低估的司马迁与《史记》】司马迁创造了纪传体的历史学，同时也创造了所谓传记文学。从中国文学史上看，文学家的司马迁是可以和伟大诗人屈原的名字并列在一起的。这不仅因为他们的身世遭遇有某些共同之处，重要的是他们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也是非常相似的。屈原作品以《离骚》为代表，他反复强调他的理想政治、理想人格和楚国贵族小集团昏庸腐朽的统治不可调和；司马迁在《史记》里不断流露出他对汉王朝的残暴、愚昧的封建统治的厌恶和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鲁迅先生又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 ，也是非常恰当的。
从散文的发展史上看，司马迁把中国的历史散文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在《史记》以前，历史的叙事散文而有文学性的是《左传》。它往往把《春秋》里一条简单的新闻记事，铺张成为有细节和场面的委曲描写，反映了历史事件发展的具体过程，增强了形象性，这是《左传》散文的一个发展。但《左传》的叙事为年月所分割，还不能充分发挥散文叙事连贯性的特质，因而限制了叙事的完整。尤其感觉不足的是，《左传》于叙事之中虽然也刻画了人物口吻，但毕竟还没有塑造出人物的生动、鲜明的形象。后来的《战国策》叙事，人物形象虽然比较生动了，但也还只是片段的、不完整的。《史记》的散文，恰恰弥补了《左传》和《战国策》这些主要的缺点。它的“八书” ，大都是完整地反映事件的发展过程的。它的许多篇人物传记，不但个性显明，而且也富有典型性。它们反映了广阔的深刻的社会历史的内容。它们的文学性是可以和后来的某些现实主义的小说相提并论的。从散文的发展史上看，《史记》无疑是一个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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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汉辞赋和散文的发展及其影响，东汉产生了文章的概念，人们往往以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为文章家的代表，文章家就是文学家。司马相如是汉武帝时代著名的辞赋家；司马迁也写过辞赋，但他的著名的作品则是《史记》的传记散文。
《史记》对中国的文学影响也是非常大的。班固父子从封建统治者的观点出发，否定了司马迁思想中某些人民性的内容，所谓“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但到底也不能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从班氏父子的《汉书》起，一切所谓“正史”不仅在体裁形式上因袭《史记》，在散文叙事上也自然地要以《史记》为规范。《汉书》的人物传记还能显示某些特点，《汉书》而后，就不免有如章学诚所云：“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 ”这里章氏指摘的是千年不变的历史方法，当然包括历史散文的叙事。那些“正史”里写了无数的历史人物，但能像《史记》里所写那样生动鲜明、有个性和典型性的，实在很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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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历史散文以外，唐、宋以来所谓古文家的一般散文，也莫不以《史记》为学习模仿的一个最高的标准。但大多数也只是以模仿为能，很少有超越《史记》散文的规范之外的。这已是人所共知，不必说的了。
《史记》对后世的戏剧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唐代直到现在，《史记》里的若干故事人物，不断地为戏剧家搬上舞台。对某些通俗演义小说，它自然也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卓越的；他的影响是广阔的，而且是长远的：在中国思想史、天文学史、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有其崇高的、光辉的、不可磨灭的地位，司马迁是中国的文化伟人，也是世界的文化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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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所以能成为这样的文化伟人，原因当然在于他的才力、家学渊源以及他的坚持实践和坚持理想的精神，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具体的历史时代。秦汉以来统一国家的形势，结束了政治上的分裂局面，也结束了思想上的百家论争。总结古代以来的历史文化并从而给大一统局面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成为秦汉以来新的历史时代即新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现实要求。到了汉武帝时代，统一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于是这种要求就更为迫切了，条件也更为具备了，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太史公书》，就是这种要求最充分的一种表现形式。伟大的司马迁的成就和他的具体历史时代即汉武帝时代是有血肉关系的，他是汉武帝时代文化上的真正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