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被低估的司马迁与《史记》 1913年6月26日季镇淮先生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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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6月26日季镇淮先生出生，提起他不得不提《司马迁》这本书。
司马迁，一个有着“士可杀不可辱”般气节之人，为了完成父亲的遗志，为了不愧对家族使命，为了青史不废，不畏腐刑，置之死地而后生，默默承受了那段沉重而孤独的，甚至是屈辱的岁月，花费毕生的心血，终成就《太史公书》。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为什么要写史?
因为我们要述往事,以观成败。鉴得失,明是非。
为什么要读史?
因为我们要在血脉和文脉传承中,找到个人名族的根与魂。
《太史公书》，堪称万世不朽，今天我们看：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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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代，汉王朝经历前此六七十年相对安定的局面，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大，文化灿烂，人才辈出：“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其余不可胜纪。 ”这就是班固所谓“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情况。
司马迁生长于封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的时代，以“近乎卜祝”的卑微的史官地位，出现于这些人才中间，岂但以“文章”著名而已。他实在兼有数家之长，而为这个时代的文化伟人。在中国文化史上，固然有其永久的、崇高的地位，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应有其一定的、不可磨灭的地位。他的伟大著作《史记》是这样一种优异的作品，以致二千年来成为无数的中国历史学家、文学家不断学习的榜样和追攀的峰顶，它是中国人民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也应是世界人民的文化宝库里光辉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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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坚持实践和理想的精神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他的实践精神，表现在他的一生几乎游历了伟大祖国的广阔领土的全部，从而获得了丰富的现实知识和历史知识，以致成为他的伟大著作密不可分的构成部分。他的理想，表现在他坚持以生动的、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表明客观社会的变化发展和善恶是非，而当这一理想遭到严重的、致命的打击的时候，他拭去了耻辱的血泪，继续坚持他的理想。司马迁的实践精神和他的理想是统一的。他的理想，通过努力的实践，终于变成了现实。伟大的《史记》就是这种坚持实践和坚持理想的精神的结晶。
从《史记》所反映的复杂、丰富、深刻的思想来说，司马迁是在他的时代中的一个独特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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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时代的思想，一派以董仲舒为代表，他们的思想是儒家和阴阳家思想的混合物；一派以淮南王刘安的门客为代表，他们的《淮南子》是道家和阴阳家思想的混合物。司马迁是不可避免地要受这两派思想的影响的。但是司马迁和这些思想家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这些思想家都是从玄学的概念出发，公式化地谈思想；司马迁则是从历史的事实出发，客观具体地说明自己的思想。因此，司马迁能从这些思想家层层的迷雾之中不断地冲出来，表现了某些独特的思想。
他怀疑积德报应的“天道”；他的现实主义的历史记事，打破了历史循环论的公式；他否定了封建统治阶级所谓道德，而且能从广大的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出发，看出那些反抗强暴、救人之急、不怕牺牲自己的另一类人的道德品质。这些思想，在司马迁的思想中，虽然还不能说占据了全部的地位，但至少也应该说是最为突出的一面，是富有人民性的一面。这是司马迁从无数的古今历史事实当中获得的进步的思想，也是司马迁所以区别于他的时代的一切从玄学概念出发的思想家的一些独特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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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史令的职守上看，司马迁也是一个星历专家。 “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 ”司马谈曾“学天官于唐都” ，司马迁在太初改历时和唐都同事，大概也直接请教过唐都。在星历这一方面，司马迁是经过专家传授的。《史记》的《天官书》叙述恒星， “以天极起，以织女结，五官部星，环天一周，起讫有序，观察至密” 。这正是一个星历专家的本领。汉武帝太初元年的改定历法，是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司马迁是这件大事的直接负责人。从太初历建寅以后， “虽历术屡变，除魏明帝、伪周武氏外，无敢复用亥、子、丑三正者” 。在司马迁倡议和主持之下， “行夏之时”的理想不但实现了，而且长久地固定下来了。司马迁在天文历法上的贡献是值得我们今天的天文学专家们来加以研究和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