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被低估的司马迁与《史记》( 二 ) 1913年6月26日季镇淮先生出生

两千年来，最为世人称颂不绝的，大家知道，是司马迁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在中国史学史上，司马迁真正是一个开山的人物。他对中国史学的伟大贡献，在于明确了全面的、发展的历史观点，建立了一种有组织系统的、完备的历史方法，整理了中国自发展以来三千年的历史。《史记》记录了自然现象和社会、文化现象的许多重要方面，它的内容的广泛性，表明了全面的历史观点；而对每一现象的记录，又都不是平列或堆积，而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表明了发展的历史观点。它的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体例，互相独立而又互相联系和补充，表明了完备的历史方法。伟大的《史记》，从内容到形式，反映了科学的系统性、复杂性和深刻性。它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目的，以后世所谓“纪传体”为形式，第一次整理了中国三千年的发展的历史。这是司马迁的伟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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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迁以前，我们的历史著作，有《尚书》，它是虞、夏、商、周的统治者在个别事件上的宣誓或训诫的记录；有《春秋》，它是东周以后一个时期的列国新闻的简单摘要；有《国语》，它是周室和几个主要侯国的卿士大夫们的片段语录；有《左传》，它在《春秋》的基础上，补充和加详了《春秋》的叙事，特别是记述了某些历史大事（如战争）的曲折原委，也刻画了人物的口吻、活动，它比之《春秋》虽然是发展了一大步，但到底还只是春秋列国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的历史；之后有今已残缺的《竹书纪年》，它记事的年代虽加长了，但还只是《春秋》一类的作品；有《战国策》，它是战国时代游士的片段说辞，是和《国语》一类的；有《世本》十五篇，从残存的篇目上看，它分门别类地叙述历史社会的某些方面，形式和上述诸书不同而和《史记》相似，但在内容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上，组织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上，恐怕还是不能和《史记》相提并论的；又后有《楚汉春秋》，其真相虽不得而知，但至多也只是楚汉之际的一段历史：总之，在司马迁以前的若干历史著作，虽不失为司马迁创造《史记》的榜样，但从《史记》所显示的观点、方法以及内容来看，它们都不免暴露了一定的原始历史资料的面貌。
司马迁的卓越的劳绩，就在于他网罗了古今散碎的历史资料，并使之纳入于一个完整的系统，从而树立了自己的历史观点和历史方法，建设了规模宏大的第一部中国通史，使中国的历史学走上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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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流布以后，影响是长远的、不可估计的。从西汉到东汉，一方面因为单篇流传，它本身已有所散失；一方面因为它启发了人们的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兴趣，因此不断地有人来写它的续编，那结果就产生了班彪、班固父子的《汉书》。《汉书》出现以后，从东汉到南北朝，中国历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隋书·经籍志》史部就著录了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唐代历史学者刘知几把中国历史学分为六家：“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这种形式的分类，实际上降低了《史记》的地位。如上文所说，《尚书》、《春秋》、《左传》和《国语》四家，显然不能和《史记》并列。
《汉书》出现以后，人们《史》、《汉》并称，过高地估计了《汉书》，其实它也是不能和《史记》并列的。《汉书》在历史方法上完全模仿《史记》固不必说，而在历史观点上则又完全否定了《史记》。它把《史记》的《项羽本纪》和《陈涉世家》一律降为列传，又给汉惠帝立本纪，这样就取消了司马迁承认客观现实存在和发展的历史观点，建立了以西汉王朝为正统的历史观点。正是由于它以一个朝代为正统的历史观点，符合了两千年来不断改朝换代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要求，因而它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和《史记》并列，成为刘知几所谓“六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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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影响最坏的一面，就是它的正统的观点，使司马迁所规定的承认客观现实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学，变为“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一朝天子一朝臣”、陈陈相因的所谓正统的历史学。在这种正统的历史学统治之下，历代以来，虽然累积了大量的史学遗产，但其中在历史观点上继承并发展司马迁的，实在是非常之少的。一般只在历史方法上前后彼此模仿，虽然也有所改进，但总结起来却只有以人物为主的纪传体、以年代为主的编年体和以事件为主的纪事本末体三种方法。这三种方法，基本上仍然不出《史记》的五种体例之外。这难道不是事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