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明朝士人圈子的构成，讨论氏族的影响，财产与权力的纠纷前言明朝的最后一百多年里

前言
明朝的最后一百多年里，嘉定士人怎样与社会网络发生联系，又是哪些人组成了官僚精英?这方面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是，无论是研究市镇士人还是乡村士人，都把他们视为一个整体，没有视做单独的个体，也没有看到各自截然不同的社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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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7世纪上半叶的普通士人家族，我们了解较清楚的是周氏家族。周氏广泛地与南翔、外冈、罗店的非士人家族联姻。同时，在周氏三十多个家庭中，有五个家庭继承了县城附近的家宅，掌握了田产。
如果周氏家族的个案具有典型性—一我们无从知晓周氏是否典型，至少该族是由旧式地主发展而来的一一那么嘉定士人组成的既不是姻亲家族的紧密联合体，也不是当地社区领袖的集合体。相反，他们自己形成了独立的特定的网络，得以迅速进入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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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5年的地方志记载道：“缙绅之徒与布衣齿” ，应为事实。官僚精英也不同于各种社会背景出身的人。在嘉定，他们与阶层和社区的联系薄弱，因而尤其注意发挥自身的功能。这群人中出现了一批高层官员、翰林、著名的作家和画家。
16世纪30年代，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本县十六个固定市镇都建起了学校，使当地读书人更有可能继续参加府试和乡试。官僚精英还带头说服县官，将粮食折合成定额的银两交税，在明代，这是江南其他地区尚未做到的。尽管他们与乡村社会的联系减弱，与当地地主家族的联盟减弱，他们仍取得了很大成绩。地主精英在商业发展的潮流中无法立足，且被衙门胥吏夺去了收税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官僚精英仍然稳步地发展。最终，当帝国在农民起义和国库空虚的重压之下土崩瓦解时，当嘉定奏销册中的亏空超过了三分之一、通货膨胀带来街头巷尾的骚乱时，本地官僚精英的核心成员正打起复社的大旗，组织广泛的士人活动。恰恰是当他们的社区联系彻底消失的时候，这群精英中产生了最坚定最有效率和能力的领袖。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官僚精英的领袖角色。现在将目光转向产生官僚精英的个人和家庭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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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在嘉定的官僚家族中，只有极少数能将本族的世系追溯到明代以前的官宦人家。本地最古老的家族是龚氏，在150多年间也只产生了五支官僚家庭，成为繁盛的精英阶层。龚氏家族的官宦历程始于10世纪宋代的一位官员，这位官员的祖父在后唐时期为官，后来从旧都长安迁至嘉定。
之后，龚氏连续超过四世产生了进士，在1275年蒙古南下时仍很活跃。元朝统治时期，龚氏有族人在朝为官，大多是邻县昆山的远房亲戚；15世纪末期，嘉定一支的龚氏产生了一位工部尚书，之后族人便无缘官场。工部尚书也是整个明代嘉定人取得的最高官位，标志着嘉定的政治影响力的提升，也是龚氏家族登堂入室的开始。此后，嘉定龚氏只在1574年产生过一位进士，却通过联姻和庇护网络巩固了社会地位。龚氏的发达史并未显示出家族和良好社会关系的作用。工部尚书有位孙子是贡生，却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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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50年代海盗侵扰过后，尚书唯一的重孙在一次暴乱中死于非命。尚书的支嗣只剩一名男婴，由忠实的家仆抱至孩子母亲的邻县亲戚家中避难，得以保全性命。从这段曲折的故事，可以看出龚氏是如何运用家族联系的，已成为孤儿的男婴长大后，其母亲的亲戚将成为本地最有势力的人。龚姓子嗣最终通过了殿试，拿回父辈失去的财产。六十年之后，龚氏仍然住在城北，保有祖辈的宅地，并把逝去的族人葬在宋代先祖的附近。
尚书及其长兄的后代子孙都曾与当地世族侯氏联姻，族人龚用圆曾协助领导忠臣的抵抗运动。在嘉定保卫者名单上多次出现的所有姓氏中，以及与所谓世家大族有文学来往的家族中，似乎只有两家分享了龚氏的家族威望一一高桥沈氏与县城西郊徐氏。沈氏从宋代以至清代都是江南的望族。明朝末年，沈氏的三支家族在嘉定声名显赫，文献史料还显示，不少毫无血缘关系的沈姓人家也争相与沈氏家族联宗，不过高桥沈氏的势力一直最大。沈氏不像龚氏后人那样直接由两位显达的兄弟发展而来，而是出自家族的旁系，族源地也无从考证。沈氏的祖先是谁模糊不清，但世系很清晰。沈氏发达的模式完全不同于龚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