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教授用错“求仁得仁”，人文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二 )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关不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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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刚教授在一席演讲
我拜读了一篇朱刚教授的大作《苏轼的人生与诗》，非常精深，有大量考据订正。比如文章里对《苏轼诗集》中一处校改“真似月”和“心似月”就足足花了几百字比较。但是，我耐心读完之后，确实没看出长篇累牍的考据订正和“人生”、“诗”有多大关系。
我相信朱刚教授从小到大的语文考试都能得高分——“作者某某用词好不好？好在哪里”之类的题做起来很拿手，一路做到了大学教授。
那种寻章摘句、索隐揣摩，能培养出人文素养吗？我们从小到大的文科教育，语文也好、历史也罢，都是那样琐碎的章句学，围绕着毫无营养的标准答案打转。这种教育体系中没有文学，也没有历史学，只有“吏学” 。
“吏学”是只要知识不需要见识，只需要服从而不需要理解——或者说理解只是为了更好地服从。比如鲁迅某句话好不好——那不是真问你的意见，答“不好”是不行的。接下去问一句， “鲁迅为什么这样写？” 。其实也不要你自己的理解，当然也不是要你理解鲁迅，而是让你去理解出题者的意图。其中的逻辑和机关里下级对上级的揣摩、分析不是一回事吗？这哪里能有什么人文素养呢？“吏学”而已。
“吏学”只有堆砌的知识的“文” ，而没有内在的“化” 。比如朱刚教授是研究古代文学的，从他文章里旁征博引可以看出古文学知识积累之富，但是这些知识未必能“化”成他的文学素养，更不要说创作能力了——写论文确实不需要多少文学素养的，但写祭文就要了，于是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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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为朱刚辩护
朱刚教授这次成了舆论风暴的焦点，并不是因为他的天资不好、缺乏勤奋，他是被多年的教育训练成这样的知识型专家的，我们的人文教育就是那样设定的——“吏学”可以量产知识型的专家，但培养不出锦心绣口、见识卓绝的人文学者。就人文而言，今日所谓大学， “吏学”大成之谓也。
校长、教授们屡屡翻车，是这套教育体系的“求仁得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