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南北谈判，康有为出了个馊主意：把孔子后人弄成皇帝( 二 ) 1911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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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此计能成当上皇帝的则是第31代衍圣公孔令贻（图左）
这种理论上的反驳实际上是致命一击，但当时人们其实看不太懂，也不理解，所以就有些隔靴搔痒的感觉。更多的人对于所谓的“虚君共和”实际的运行上进行反驳：
第一种是在民族关系上进行反驳。正如梁启超所问的蒙回藏的内附问题，把衍圣公后人弄成皇帝是难以团结边疆少数民族同胞的。所以有人以反讽的口吻说道“何不请清廷降一级，为爱新觉罗王，升衍圣公一级，为汉王，改活佛为藏卫王，以与蒙古王、拜回城王，平列为五王，代表汉满蒙回藏五大种族之众，另举大总统以为共和之主，以内阁总理负责任，岂不名正而言顺哉？”搞五个王出来，显然是异想天开中的异想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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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则是从实际上反驳，称现在的清帝敌视人民的心态无法改变，革命党的反满情绪无法削平。 “绝不可能将昨日的虏酋视为父母，或将昨日的匪类作为赤子” 。所以，保留旧主是无法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戴的，那虚君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就无从谈起。
总的来说，在当时人眼里，康有为的招真是馊主意。
正如桑兵所言的，此时“在异口同声之下的共和主张实则五花八门，众口一词的共和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认同危机” 。换句话说，共和是个筐，啥事儿都往里面装。这样，所谓的“共和”是大势所趋就有了相当模糊的边界问题：“共和”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概念。
和康有为这样举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劳乃宣对共和的解释。也是在辛亥年，劳乃宣写了个《共和正解》（后来在1914年写了《共和续解》，两本合订为《共和正续解》）。说共和来源于“周召共和” ，厉王逃亡在彘后朝中的两名叫做“共”、“和”的公卿出来主持政务，所以共和是君主制度。显然，劳乃宣是想将“共和”这个舶来品用中国古典来解释，但结果让“共和”看起来那么的非驴非马。
康有为的野望
若是用简单的革命/反革命的两分法，我们很容易将康有为打为万劫不复的“封建保守势力” 。但这样粗暴的认识方法，显然是忽略了历史的诸色本相。毕竟，人的复杂程度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连相爱的姑娘/小伙都难以解读，何况用那些残缺的历史文本，去解读一个活在百年前的活生生的人呢？当然，这是历史学面临的难题，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局限性。
历史能告诉我们是，民初选择的制度为康有为口中的“总统共和”制度，后果也是民初政坛的纷乱不堪和基层社会秩序的崩溃。一大批所谓的“保守势力”一时间不免幸灾乐祸，而又踌躇满志，不知道中国的未来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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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民初政治实践的失望，给所谓的“保守势力”滋生的土壤。绝大多数人们向往的实际上并不是那个政治外壳，而是繁荣富强的祖国和自己一天比一天过的更好的日子。正是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到了民国二三十年代，还有很多基层的士绅留着辫子，还有人一张口就是“民国不如大清” 。
【武昌起义后南北谈判，康有为出了个馊主意：把孔子后人弄成皇帝】于是乎，才有了康有为协同张勋复辟的闹剧，才有了康有为的“遗臭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