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南北谈判，康有为出了个馊主意：把孔子后人弄成皇帝 1911年年底

1911年年底，武昌起义的星星之火已然燎原，革军和清军代表进入了漫长的谈判，各路豪杰也是对中国的未来各抒己见。而在这其中，康有为的政论可谓别具一格。
在各方势力还在为共和还是君宪、清帝保留与否你来我往、跳脚骂娘的时候，康有为在乱世中语出惊人：咱可以搞一个“虚君共和”嘛，要么留着清帝、要么把孔圣人的后代弄成皇帝。

文章图片
康有为
这样的观点可谓是时代的一朵奇葩，我读到此处不免哈哈大笑。笑完后不禁思考：康有为为啥会这么想？
衍圣公升皇
武昌起义大约一个多月以后，许多省份纷纷响应起义宣布独立，清政府大有瓦解之势。忠于清廷的康有为立马四处奔走，宣传他的政见。他认为此时的中国最应当选择的就是“虚君共和”政体。这是这个词语第一次出现在汉语的语境中，无疑是康有为独到的发明，他自己认为这是“神夹之笔” 。
所谓的虚君共和，就是君主像木偶一样，只保留至高无上的虚位，而实际的权力则在“国会及其所举之人” 。这个君主的人选，要么是保留旧的清帝，要么是孔子后人。前者能够更大规模的保留疆域，所以康有为还是倾向于前者，后者推举孔子后人，更像是对革命军中的汉民族主义势力的一种妥协。在《致党内公启》（1911.11）里，康有为说：“吾党无论旧朝如何，即有变动，吾党欲戴孔衍圣公为虚君。孔衍圣公者，孔子之后而汉人者也。 ”可以做这个解释的一个注脚。

文章图片
在1911年11月9日康有为《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中》，他详细的陈述了自己的政见，并称：“为今中国大势计，莫善于行虚君共和策，因旧朝而共和之，以安全中国，上策也；尊奉衍圣公以收中国，中策也；不得已而行议长共和，下策。若行总统共和以召乱，是谓无策。 ”
师康有为言在先，徒梁启超论在后。梁启超也认为“呜呼，以万国经验最良之虚君共和制，吾国民熟知之，而今日殆无道以适用之，谁之罪也，是真可谓长太息也。 ”梁启超的提倡，更多的是一种他认为的基于目前情况的最优解。

文章图片
对于康有为所说的拥立孔圣人后代做皇帝，梁启超说了三疑：一、外国不一定承认；二、孔子是教主，如果拥戴国家元首，那这不是政教混合了吗？那其他宗教的人怎么办？；三、孔子是汉人，那蒙回藏的内附问题怎么解决？所以，他支持保留清代皇帝。
这里我交代一个背景：梁启超在1903年游访美国之后，认为即便是在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共和制度仍然有巨大的缺陷，而中国人则并不具备“国民资格” ，因此他告别共和而“梦俄罗斯” ，实际上推崇的是俄罗斯的开明专制。日俄战争后，梁启超的思想有所松动，但对共和制度仍然是持保留意见。
还要注意，此时康有为和梁启超早已经决裂，不太可能有私底下的勾连。两人在政论上走到一块，实际上反应的是当时一大批所谓的“保守派”知识分子的共同政治倾向：他们认为，过多的民主势必会带来过多的混乱。稳定，是他们的底线。
笔墨官司
所谓的虚君共和，不过是一个“文字游戏” ，康有为想要倡导的还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这也不能说他完全是维护现有体制，因为晚清多数人所向往的君主立宪制度是向德日学习，皇帝是有莫大权利的。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皇帝只是一个装饰品。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康有为的政论也不全是时代的反动，而是一种调和后的妥协。这种妥协同时代的人买账不买账呢？
诚然，这样的“奇思妙想”自然是应和声寥寥。

文章图片
首先是理论上的质疑。今天的人们大都搞清楚了国体和政体的区别（国体：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就是国家是谁掌握“主权”的；政体：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就是咋运行的）。但当时的人们政治学观念要么很浅薄，要么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层层加码层层失真，导致康有为能够上下其手。但时人还是有人基于学理进行反对。
《大公报》言称：“既有君主，何云共和，既云共和，何有君主，子矛子盾，尚复何为政体？既有皇帝，何用总统，既有总统，何用皇帝，并妻匹嫡，尚复何国体？是真于君主、民主、联邦、合众诸种国家之外，别创一新奇之格，宜称之曰骑墙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