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氏研文：与蒲泽先生交流几点看法（蒲网讯）蒲松龄属于中华民

（蒲网讯）蒲松龄属于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学家，多年来诸多论者对蒲松龄及其远祖民族归属一题非常重视。今日分享蒲氏文化研究员蒲选才撰写的《与蒲泽先生交流几点看法》一文，本文是就《蒲鲁浑真的是蒲松龄远祖吗？》讨论交流而成的研文，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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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蒲泽先生交流几点看法
（海南儋州蒲选才）
近来，拜读了蒲泽先生发上微信群里的几篇大作，受益匪浅。本人也主张蒲松龄是汉族，而反对把他说成蒙古族、女真族或回族，且曾写过几篇粗浅的文章论证阐述。在这一点上，我与蒲泽先生的认识大体相同，并无分歧。但对蒲泽先生几篇文章中的某些立论及论证则不敢苟同。因故，不揣冒昧简单谈点看法，与蒲泽先生交流。
记得，蒲泽先生曾经说过， “蒲鲁浑、蒲居仁是否为淄川蒲氏先祖，蒲松龄也没有确定。 ”不知道蒲泽先生何以出此言？从蒲泽先生近来于微信群里发表的几篇旧作中，可以看到他多处引用蒲松龄为淄川《蒲氏世谱》作序时的一段文字，即“祖墓在邑西昭村之北，内有谕葬二：一讳鲁浑，二讳居仁，并为元代总管。 ”而蒲松龄这些文字无疑是证明蒲松龄是认同蒲鲁浑和蒲居仁为先祖的，并不是“没有确定” 。
当然，蒲泽先生可能是为了自圆其说，在最近(2021年5月底)写的文章中加了一段“那时，蒲松龄……根本没有精力去参加旷日持久的修谱之役，更谈不到去认真“考核”了……”的话，意思是蒲松龄作谱序时根本就没有认真稽核世谱的内容便随意就写了。
如此说法，蒲松龄在谱序中写的“松得受而考核传志之”是说的假话？蒲泽先生是怎么知道蒲松龄当年因忙于生计而无暇顾及考核蒲氏世谱的？史料依据举证呢？可以对几百年前故人的遭际心理与行为大胆假设吗？这种再明显不过的主观臆断式考证，不仅难以说服人，而且对蒲松龄这样著名文学大家处理已族世谱的态度竟作如此贬低性猜测，实在是有对先人的不恭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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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泽先生在近来的《蒲鲁浑真的是蒲松龄的远祖吗》文中说：“蒲鲁浑、蒲居仁二公，不仅谈不上是淄川蒲氏的远祖，并且可能根本就与现在的淄川蒲氏不是一个宗支。 ”此论断涉及到的问题可说不是小事，蒲泽先生既然提出质疑，本应做深入研究考证，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但遗憾的是他的为文考据过于简单粗糙，甚至是有点草率了事。
蒲泽先生此言，至少牵涉到三个方面问题：
其一，著名蒲学研究者路大荒在他的名著《蒲松龄年谱》中，依据可考资料认为蒲松龄的远祖是蒲鲁浑、蒲居仁，这是错误的。
其二，四川广安辛亥革命时期著名人物蒲殿俊，于1923年亲赴淄川为蒲鲁浑立碑并题写碑文，这是弄错了对象。
其三，多年来在淄川地区有众多蒲氏认同蒲鲁浑、蒲居仁为远祖，这是他们都认错了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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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如此重要的问题，蒲泽先生的考证却简单得很，无非是讲了两条理由，一条是说史志对蒲鲁浑、蒲居仁记载简要，一条是说淄川始祖蒲璋与蒲鲁浑、蒲居仁是“同时代人” ，故“远祖”之说不可信。还包括提出了二位远祖任般阳路总管的年代疑点等等。所谓的考据，有的行文也是前后矛盾，如前文以“夷族之祸”事件作为立论的证据运用，可后文又说““夷族之祸” ，恐怕也是子虚乌有的谣传。 ”使人不知所云，既然是“谣传” ，何以作为证据？
近期见于微信里的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邹宗良的文章《元代蒙古人也可担任路总管职务》，已经对蒲泽先生在上述论证中的瑕疵纰漏，多处提出了有根有据的与之商榷之语。本人并不赞成说，因为元代蒙古人可担任路总管，就可推论蒲鲁浑、蒲居仁就是蒙古族，邹教授亦无此断言，他的为文是想说明“永为定制”之说并不能确认蒲鲁浑、蒲居仁就一定不是蒙古族。在此暂时不论及邹文所立论的是与非。只想说，邹宗良的为文是讲究史据的，他对蒲鲁浑、蒲居仁在史志的记载及二公任路总管的时间等的述说推论准确清楚，至少比别的人说得更有依据、更具体详细、更令人信服，尤其是他措辞的严谨和礼貌，体现出来一个真正学者的学术水平和道德风范。 (有兴趣的可仔细看看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