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黄包车夫命运：如同牲口一般跑到衰竭，很多因病痛活不过40岁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

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老舍《骆驼祥子》
在中国所有近现代电视剧里，都会出现一种交通工具，就是黄包车，准确来讲叫人力车，起初是一个美国牧师在日本发明的， 1874年法国人米拉看到后，觉得它能在中国为他带来巨大财富，于是写了一份报告给法租界，申请设立一个人力车客运服务机构，并要求10年经营专利，随后将其引进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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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开始的时候人力车还非常简陋：几块木板钉制的车座，铁胚焊接的轮圈，实心胶袋的轮胎，连接车座和轮轴杆的弹簧弹性很差，拉的时候想要平衡重心，就必须要两手连肘扶住车把向上撬起……不过它还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的发展、道路的改善，以方便、舒适、便宜而取代了轿子、鸡公车等，风靡了整个上海、北京、天津等。
于是这个世界又有了一个新鲜的职业，就是人力车夫，这对于那些在乡村没有办法生存，在大城市又因为不具备知识，从而与世界格格不入的破产农民来说，其实是一件大好事，他们纷纷涌入车行，或者购置私营，为自己的未来、先进的生活贡献自己的力气，给这个大时代增添了一抹抹朝气蓬勃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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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不仅仅是破产农民，还有鞋匠、厨子、货郎、戏子、仆人、甚至是满清旗人，他们也都加入了这个行当，或者是兼职于这个行当，其中不乏有妇人在落日时分换上男子服装去拉车，以至于1921年时——“近查人力车夫号数以三万三千一百计，日夜恃拉车为生者约在五万人左右，而间接赖人力车夫生活者亦不下十五万” 。
按理来说一个新事物的出现增加了一些新兴的岗位，对于一个城市，乃至于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有益的，而且新东西出现的时候，虽然起步时比较难，但一旦人民接受之后，作为头一份，那赚的钱应该蛮多，总而言之新职业岗位上的人应该过得不会太憋屈，但事实上人力车夫的生活和地位，也就只比乞丐好上那么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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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乞丐以外，这些以人类代牛马的东洋车夫算是最穷苦的人了” ，这是近代社会学家李景汉，在调查了人力车夫生活之后发出的感叹，他于1924年在《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一文中讲述了这个感叹的来源，那时候人力车夫每天收入并不是固定的，多则280枚铜板，少则40枚，平均每日是130枚左右。
不过这130枚，要看租车的费用，要看租车是一人拉、两人拉还是三人拉，要看铜元跌不跌价，要看他们吃的小米面价格涨不涨，还要看他们最需要的粗蓝洋布涨不涨，事实上1900年这个小米面是3元7角5分，到1924年的时候已经是7元（银元），额粗蓝洋布1900年是4元8角8分每百尺的价格， 1924年是12元7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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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130枚铜板所剩无几，所以人力车夫基本都是单身汉，终日奔腾在烈日样样下，风雪之中，却根本吃不饱饭，每天挤在车厂宿舍，或者直接睡在自己的人力车里，让人想起2018年电影中的一句台词：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枕着枕头睡觉。当人力车夫幕天席地，却被噼里啪啦的大雨敲醒时，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想法？
更严重的是赚不到钱也就算了，他们还得时常警惕自己丢了饭碗，因为人力车并没有得意多久，很快城市里就出现了一种更便捷的交通工具，就是电车，坐过电车的人再也不会觉得人力车方便和便宜，因为电车更胜，《益世报》中有“从王府井到东安市场索大铜元3枚，由珠市口到瓷器口索大铜元5枚” ，可是电车每华里只需0.8铜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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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力车渐渐就失去了市场，他们积极起来为自己维权，从电车铺起来那一刻到1929年，他们的维权活动从未有过停止，结果最好的一次，是北京车业公会力阻电车铺轨和通车，最后电车公司给公会赔了几万块钱，想要平息该事件，然而这笔钱公会私吞了，人力车夫还是什么都没得到，从此得面对巡捕房、洋人、人力车行的三重压力。
常年的辛劳、精神的压迫、身体的疲惫，这些因素累加导致人力车夫的平均寿命甚至达不到40岁，成为明明最辛勤，却让人觉得还不如大街上就地一趟的存在，所以那时候很多关于人力车夫的文学作品，其中代表有老舍的《骆驼祥子》、胡适的《人力车夫》、刘半农的《人力车夫歌》、鲁迅《一件小事》、郁达夫的《薄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