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官员升迁制度变化，对人们的职场生活有了一定的启示秦代自商鞅变化后开始实行二

秦代自商鞅变化后开始实行二十等爵制度，授爵主要是为了奖励军功。之后历朝历代在爵称和爵序上都有所差异，封爵制度有继承也有沿革。宋代的封爵制度大体上是沿袭唐代，由于中国古代经历了由爵本位向官本位的转变，唐宋以后，封爵由原先可以获得实际利益开始逐渐变成一种荣誉性的象征。作为表示身份高低与权力大小的爵位，最早出现于夏商周时期，于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作为一种存在了数千年的制度，爵制在历朝历代的具体内容与规则，以及发挥的功能虽然有所不同，但就如顾江龙所言：“爵位作为一种古老的位阶，其超常稳定性是任何官阶都不能比拟的。 ”宋代爵制在承袭唐代爵制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新的发展与变化。
一、官员被降爵、夺爵以及复爵的情况
宋代随着官本位的发展，爵制的严谨性大不如前。皇帝可以降爵、夺爵或复爵。官员若有过失，作为其荣誉性象征的爵位就可能遭到褫夺。之后皇帝又可以再为其复爵，反复的夺与复，也进一步反映出爵位制度的严谨性在下降。换言之，宋朝的统治者似乎在逐渐将爵制从官制中分离开来，开始厘清斩断两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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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恩荫制度
北宋虽有，但未成定制，南宋则对恩荫有着明确的制度规定。真宗朝的官员孙何曾上书建议对达到一定爵级的官员授予其子弟荫补的特权， “欲乞内外官封至伯、子、男者，许荫子，至公、侯者许荫孙，别封国公者许嫡子嫡孙一人袭封，并令有司考求前制，所冀国朝无虚授之宠，臣下知延赏之恩” 。但真宗并没有同意孙何的荫补请求。《宋史·职官志》里也明确记载到：“以差遣要据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 ”
可见，宋代统治者意在削弱爵制在官制中的作用，爵制的行政职能趋弱。但任何变化都是要经历一定的过程的，虽然宋代统治者在试图将爵制从官制逐渐抽离，但是爵制还是或多或少参与到官员的仕途升降中来。更准确的说，是参与到高级官员的仕途升降中来。
2.官员犯罪的处理情况
宰相犯罪，在不降其官职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降爵以及减食邑户数来对其进行处罚，且爵降一级。也有官员被夺爵之后再次被恢复爵位的。例如王钦若， “食邑已过万户，谪为司农卿，于衔内尽除去，后再拜相，乃悉还之” 。岳飞在绍兴十一年（1141）因冤案被害，武昌郡开国公的爵位也被削去，直到二十年后，其冤案得以平反，绍兴三十二年（1162），复其“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六百户” 。
再如文彦博死后，神宗下诏追复其“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太原尹、河东节度使、潞国公” 。将其潞国公的爵位予以恢复。但大多数复爵都是在官员死后进行的追复，意义不大，实际上只是荣誉性的一种恢复，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利益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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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代统治者对官员封授爵位
明堂恩、郊祀礼中的泛爵现象进一步造成了爵位的贬值。除了普通的爵级进升外，宋代对于高级官员的升爵存在一定的优待。例如宰相与使相直封国公、执政官直封伯爵等。官员获封王爵主要是宋代统治者为了奖励有军功者。
宋代官员爵级的升降是统治者实行奖罚的一种重要手段，宋代多是通过降爵级替代降官秩的方法对官员进行处罚。爵位对于受封者而言是一种荣誉象征，对进一步提高官员对宋代政权的忠诚度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宗室封爵的若干问题
1.宗室封爵的具体规定
到神宗时期，对于封爵制度则进行了一些改革。熙宁二年（1069），神宗下诏：“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择其后一人为宗，世世封公，以奉其祀，不以服属尽故杀其恩礼。 ”这与上文提到的情况有所不同。将获封公爵的群体范围缩小到宣祖、太祖、太宗的后人之中，实际上是“为削减其他广大宗室成员的恩泽提供基础” 。这也可以看做是王安石变法在宗室改革中的措施之一。
袭封的原则也发生了改变，在神宗前是年纪最长者封国公，改革之后变成了“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孙承嫡者传袭。若无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子；无庶子，立嫡孙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孙；曾孙以下准此” 。即由原先的以长承袭变为以嫡承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