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景泰八年的诛心之问：封建时代帝王的黑化之路( 二 ) 景泰八年

现在回头来研究这场政变，就会发现这是一群“投机分子”“冒险主义者”在利益驱动下的行为，而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成功了。参与之人皆富贵等身，达成所愿，政治投机获得了丰厚了回报。有趣的是明代宗的反应。
意识到宫廷生变之后的明代宗，下意识的反应居然是“于谦要谋反”！要知道，代宗曾经是一个多么单纯的王爷啊！土木堡之变时太子朱见深只有2岁，为了国家朝局的稳定，于谦提出让朱祁钰时，他的反应并不是喜出望外！
他对前来拥立他的群臣大声喝斥“皇太子在，卿等敢乱法耶！”什么是法？法就是大明立国之初便定下的嫡长子继承制！英宗陷于胡，便应当由朱见深即位！怎么也轮不到朱祁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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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时代人们对于“法”“礼”“统”的敬畏是根深蒂固的，它不仅仅是一项制度礼法，更是人们对于正序伦理的遵从、认同与坚守，是封建王朝帝王统治合法性的根基。自西周始，华夏就建立起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礼法制度，在南宋以后，随着理学的兴起和传播，更让这种观念深入人心，成为无所不在的“天理” 。
所以朱祁钰没有惊喜，只有恐惧， “退让再三” 。
生于帝王之家的朱祁钰清楚，这个皇位既是所有皇子心中所向，因为它代表了至高无上的权利。但这个皇位也是高处不胜寒的清冷，孤家寡人更要担心无处不在的刀光剑影、暗算权谋——坐在了皇位上就等于坐在了火山口。
但是，谁又敢说朱祁钰心中没有对皇位的渴望呢？“退让再三”之后，于谦说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请辞，朱祁钰“勉为其难”地登上帝位，尊英宗为太上皇。
在明代宗的“指挥和领导”下，大明面对兵力强势的瓦刺，奋进一搏、浴血以战，终于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大明得到了宝贵的喘息机会。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让大明最高领导者朱祁钰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危难之时挽大明以靖，这难道不是“天意眷顾”吗？所以当局势稳定之后，大臣提出“赎迎”英宗时，景泰帝犹豫起来！因为他已经尝了皇权的美味，英宗若回，代宗何处？
此时的朱祁钰，已经展露出了皇位的贪栈，他希望：明英宗此生莫要南归，最好是死在瓦刺！亲哥哥又算什么？此时，景泰一朝的柱石、北京保卫战的第一功臣于谦给他吃了颗定心丸：“天位以定，宁复有它”！代表群臣承认了朱祁钰继位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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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上天有意要跟大明开个玩笑，由于跟大明连年作战，瓦刺也不堪重负，不仅损失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又失去了与明朝经商的机会。而瓦刺游牧民族的经济恢复能力又远逊于农耕文明，于是，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将明英宗释放回国。
太上皇回来了，代宗毫不犹豫地把它囚禁在了南宫。明英宗在生死之间的煎熬中度过了艰难的七年！
明代宗从一个“纯良”的王爷，最终变成了亲情淡薄、心狠手辣的皇帝，封建皇权的主要因素。作为皇帝，品尝到皇权的美味，感受到天下景从、四海宾伏、群臣敬畏、言出法随的“畅快”后，他最担心的就是某一天失去这一切！他用十二分的小心消除一切祸患、扫平一切隐乱！
作为皇帝，他怀疑身边的每一个人，他只敢居于深宫，在重重守卫的护卫之下才敢安眠。他不敢相信臣下，他用锦衣卫监视大臣的一举一动。它是君临天下的帝王，也是被皇权深宫锁住的囚犯！
南门之变后朱祁钰为什么第一时间怀疑于谦？因为整个北京城只有于谦有这样的实力，因为除了宗室之外，也只有于谦有着深厚的人望。因为在北京保卫战中于谦的刚毅果敢和彪悍的指挥能力。权柄过重、才华过盛、功高盖主的臣子，往往成为君王防备的对象，有什么奇怪的？明太祖把随他起兵的功臣杀得干干净净却是为何？
“遗憾”的是，朱祁钰黑化得不够彻底，没有当机立断杀掉朱祁镇以绝后患，最终失去了皇位，失去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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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朱祁镇要强得多，土木堡的天崩地裂，在瓦刺数年的囚犯生活，南宫孤苦难捱的七年岁月，让他看透了人间冷暖、世间薄凉、勘破了皇权阴谋算计、生死由人！这时候的朱祁镇已经不是八年前那个温厚的皇帝了，他心如铁石、翻云覆雨、辣手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