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后妃干政严重，为何明朝后妃多出自民间，清朝多来自贵族( 二 ) 封建统治阶级的通婚通常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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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光宗朱常洛的生母王恭妃起初只是李太后慈宁宫的一个宫女， “年长矣，帝过慈宁，私幸之，有身” ，随后王氏宫女被册封为恭妃。
清朝干政后妃的出身主要有：
第一，蒙古贵族。如孝庄太后出身于蒙古贵族博尔济吉特氏，其父为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蒙古诸部归附于清朝后，为了巩固统治，清朝皇室与蒙古各部世代联姻。
蒙古科尔沁部落是最早归附清朝的蒙古部落，与清朝很早就建立了通婚关系，科尔沁部落博尔济吉特氏是清朝满蒙联姻的两大蒙古家族之一。 “
从入关初至清末，清皇家与科尔沁蒙古仍一直联姻不断，这种长时间的连续性，为其他蒙古联姻部落所不能比拟” 。
清太祖征战初期，以征服和联合女真各部为军事重心，统一女真后，注重和蒙古部落联姻，他的14位后妃以女真女子为主，有2位侧妃为科尔沁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此时女真女子地位高于蒙古女子。
清太宗有名号的后妃共有15位，有7位为蒙古女子，称帝后册封的五宫后妃皆为蒙古女子，这时蒙古女子地位高于女真女子。 “
蒙古女子地位的提高，与太宗积极拉拢蒙古各部共同抗明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
第二，满族官宦世家。咸丰帝皇后钮祜禄氏父穆扬阿为广西右江道、懿贵妃父惠征为安徽徽宁池广太道、德宗隆裕皇后父为副都统桂祥、德宗珍妃父长叙为礼部左侍郎，干政后妃大多都出身于满族官宦世家，父祖曾在地方或朝廷做官。
清朝选后妃注重血统、家世， “其选阅之严，与明代委之宦寺，求之市井，而勋臣家禁不入选者迥异。
故有清皇子之母鲜有出身微贱者。 ”
顺治朝规定满、蒙、汉八旗官员之女都要参加三年一届的选秀女。
乾隆朝又规定“各省驻防协领等官暨文官同知以下，武官游击以下之女不送
选” ，后来又规定各旗佐领属下的蒙古额鲁特及岁之女一同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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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朝规定八旗满洲、蒙古护军领催以上女子，仍参加选送，拜唐阿、马甲以下女子，不必选送。 “观清一代，绝大多数后妃都来自显赫之家，并且是选自上三旗八旗女子。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清朝的后妃大部分来自满族和蒙古族，以及一些汉军八旗和其他的少数民族女子。而一般民间女子尤其是汉族女子是不可能进皇宫，亦不可能封为妃嫔的。 ”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参政做官是男性的权利，广大女性被排除在政权之外，这是对女性政治地位和权利的不平等压迫与歧视。
统治者对后妃参政作出种种限制，后妃干政被统治者视为女祸，但后妃干政不能被一概否定。
封建专制皇权至高无上，无论是皇帝掌权，还是后妃掌权，本质上都没有太大区别。历史上不乏昏庸无能的皇帝，也不乏有政治功绩的后妃。
明清时期统治者为加强皇权，严禁后妃干政，但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发展使得后妃干政仍不能根本禁绝。
宫廷中的后妃身处权力中枢，有着特殊的身份与地位，作为女性中有机会参与国家政务的少数人，对政治有着重大影响。
后妃与政治有密切关系，后妃干政是对封建专制皇权的补充和强化。明朝没有出现临朝听政的后妃，但干政后妃的数量比清朝要多.
清朝干政后妃数量虽然比明朝少很多，但却出现了临朝听政的后妃，尤其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近半个世纪之久。
明清后妃干政都对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明清后妃干政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对她们的政治能力和政绩应当肯定，同时也要否定缺乏政治能力，个人私欲膨胀，进而对政治产生了消极影响的后妃.
明太祖马皇后、明仁宗张皇后，清朝的孝庄太后、慈禧太后都辅佐了朝政，稳定了政局。
明仁宗张皇后、明熹宗张皇后，清朝的孝庄太后都稳定了皇位继承，确保皇位继承人顺利继位。明朝的李太后和清朝的慈禧太后都支持改革变法，挽救了统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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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隆裕太后颁布清帝退位诏书，促使清帝退位，结束了封建帝制，功绩巨大。
明宣宗孙皇后争夺皇后之位，阻止皇位继承和支持复辟政变，明宪宗万贵妃、明神宗郑贵妃都严重危害了国本，纵容外戚宦官，她们的活动造成了政局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