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以什么理由去指责不义的行为？人间|真实|王玥|张安|张萌|杨迪

最近有一些现象，让很多媒体和很多人都忙了起来，忙什么呢？忙着去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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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华人华侨，在当下，表现出了一些极为不合时宜的行为和言论。另外还有某火爆网络综艺“什么说”的一众明星“辩手”呈现集体翻车的情况。有“抖机灵”用辩论的逻辑方法来隐喻病毒来源的曾贷款百万上哈佛的优秀律师；也有因疑似支持非法“占中”而被央媒不点名批评的辩论大咖和语言“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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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最近“妖魔鬼怪”这么多，一有些灾害，“牛鬼蛇神”就都出来了呢？当代著名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说过，“死亡”、“偶然”、“罪孽”等所代表的“极限境遇”，往往能够更清晰的体现出人的“存在”，也能够更好的帮助人理解人生。比如死亡让人感知人的个别性，即死亡是普遍的，但却必须独自降临到每一个人身上；罪孽让人感知行为必然具有的矛盾后果，因为没有任何行为可以尽善尽美；偶然给人带来现实感的震撼，因为现实中充满了不可预测性。所以在这些“极限”情况下，往往会促使人打破原有的思考局限，也催生出很多日常中无法看到的行为和结果。面对这些“反常”，近些年，又多了些许的指责。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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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的指责，就有点像小孩儿过家家的那种，你骂我，我就不把我的糖分给你吃。很多指责都是基于一种经济利益的分享之上，对某个人的指责，连带的就是不让他分享我们飞速发展的经济，不让他在我们这赚到钱。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指责多了，因为我们发展的越来越好了，来分享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的底气也越来越足。可是如果赌气不把糖分给骂自己的孩子，那个孩子会理解缘由么，会改变他的想法和以后的做法么，还是会因为不给他糖而变本加厉的去做更出格的事情呢？指责不同于指控，它更多的目的是一种交流的方式，通过指出对方的错误，来达到改进未来双方交互行为的目的。如果指责不带有明确的、合理的缘由，那又跟骂街有什么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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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指责的核心，并不在于惩罚，更不在于情绪的宣泄。而是要有理性的指出对方的错误。雅斯贝尔斯在二战后反思德国罪责的时候，提出了四个层次的罪责，分别是法律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和形而上罪责。法律和政治层面的错误、罪责都是通过程序，以指控的方式来解决，而道德和形而上的罪责则大多是通过沟通，也就是指责来去解决。所以在指责他人的时候，必须要以明确的、对方能够在大多数层面都理解且无法反驳的理由（道德或者形而上）来去揭示对方的错误。也就是说指责必须要有个“理性”的理由。现在经常看到指责就甩出一句“大是大非”不容置疑，这种指责就是一种自身都不负责的态度。指责不附带理智的理由，跟骂街无疑，如果附带一个不容讨论、不容辩驳的绝对真理，那就属于强制，达不到让对方也能够认识到问题的效果，只会落得一个指责的人站上高点，被指责的人灰头土脸，但心有不甘。那么问题该如何指出？日常生活中我们指责别人的问题，经常会附带一个条件，比如没教育好孩子，那是某人作为家长的问题；没管理好下属，那是某人作为领导的问题。因为责任大多数时候是跟身份所关联的，如果没有这个身份，就无从谈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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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来看，一个人的身份都有什么呢？首先是作为个人的身份，我就是我，代表这个独一无二的我；其次是作为某个国家公民的身份；再次是作为某个民族成员的身份；最后是作为全人类的一员的身份。在这些分类里，个人身份是最不容指责的，也就是说在个人生活范畴内，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样的个性特点和行为准则，那是一个人的自由，他人是无法干涉的。而国家公民和民族成员的身份则可以通过法律和政治来限定。但这部分不能用来指责，只能用来指控。因为国家和民族是一个相对问题，我作为一个国家成员可以指责另一个国家成员么？从理性原则的角度来说是不可行的，因为我们分处不同国家，不同立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外部的衡量彼此的角度。就好比指责一个外国人不爱中国，这完全没有任何说服的理由。就像前文提到的指责一个华裔不爱国，从这个角度并不能让他信服，因为在他的序列里，他首先是个美国人，他的爱国是爱美国。由此可见，凡是涉及到个人、国家、民族的指责，都是站不住脚，无法让人信服的，如果有足够的证据那就去指控，如果没有，就不要以此作为指责的理由，非但不能让人认同，反而会留下撒泼的印象。所以在指责他人的时候，需要附带的理由，大多数是以道德或形而上层面，也就是作为全人类的一员所可能犯的错误。萨特在他的存在主义哲学中明确的表达了，人作为全人类的一员，他的行为必然要给他人做出榜样，成为他人可了解的人类生活可能性当中的一种。而康德也曾明确指出，普遍的人类价值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把每个人都看作完足的主体，都当成存在的目的，而不是任何他人实现利己目的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