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和唐朝宰相制度的变化反映的是皇权与相权的博奕江山易主

江山易主，朝代更迭，历史的舞台上总是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但皇权更迭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刘家下台李家上。看每一朝政治制度的变化，如果看王室，倒不如看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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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和唐朝宰相制度的变化反映的是皇权与相权的博奕】钱穆先生在《中国政治历代得失》中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唐代和汉代政府的不同之处，他是这样说的：“惟就王室论，皇位世袭法，永远无何大变动，只是朝代的更换，刘家换了李家，此等是并不重要。但就政府来说，其间变化则很大。政府中最重要者为‘相权’ ，因于相权的变动，一切制度也自随之变动。唐代政府和汉代之不同，若以现在话来说，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则采用委员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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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宰相下有副宰相、御史大夫，宰相掌握的是行政权，御史大夫掌握的是监察权。唐代则分三省六部，把相权分散于几个部门，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职权会合，才等于一个汉朝的宰相，而监察权尚不包含在内。
当统治者限制了原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国之相后，反而更能放手去组建一个治国的精英团队，没有了权倾朝野的威胁，用起人来也多了分从容。唐太宗李世民在历代君主中，算得上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尤其是有了三省六部的分立，他更能将“人得其位，值得其人”的用人理念运用得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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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刘昫在《旧唐书》中记述：“世传太宗尝与文昭图事，则曰：‘非如晦莫能筹之。 ’及如晦至焉，竞从玄龄之策也。盖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 ”李世民命宰相房玄龄与杜如晦共掌朝政，唐朝之规章法典多为其二人所制。房玄龄多谋略，但优柔寡断；杜如晦擅决断，取舍得当，是以人称“房谋杜断” 。
唐朝名相，前有房玄龄、杜如晦，后有姚祟、宋璟，玄宗前期著名的宰相还有卢怀慎、韩休、裴耀卿、张说等，他们或以清慎、或以才干、或以耿直、或以文学而知名。明君贤相齐心经营出一个辉煌灿烂的大唐。由相权变化知制度，由宰相人选见兴衰，开元贤相张九龄便是大唐由盛转衰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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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姚祟的通达时变和宋璟的刑赏无私，张九龄更像是一个勤政思危的老成务实者。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名相佳句天下知。曾被史称“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的“当朝师表，一代词宗”张说称为“后出词人之冠”的九龄，文采风度俱佳，仿佛盛世大唐第一管理梯队的最佳代言人。
然而，当君主由励精图治转为逸乐享受时，不惜犯雷霞之威、与阿党抗行的贤相便显得有些碍眼了。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被罢相，李林甫把持了朝政，这也成为唐代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新唐书》亦言：“罢张九龄，相李林甫，则治乱固已分矣。 ”虽然当大臣向玄宗推荐宰相人选时，皇帝依然会问一句：“风度得如九龄否？”但已是舍本逐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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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先明后暗的玄宗在安史之乱后终于悔恨莫及，想起九龄慨叹不已， “每思曲江则泣下” ，言道“蜀道铃声，此际念公真晚矣；曲江风度，他年卜相孰如之” 。一个是“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 ，另一个是口蜜腹剑、阴险狡诈。张九龄与李林甫的相位更迭，便是朝代兴衰的指向标。
唐朝最初的相权分立摒除了宰相专权的弊端，然而，自李林甫始，加上后来的杨国忠，一人身兼数职，相权又开始集中于一人之手，权力集中导致的腐败成为王朝衰落的一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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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说：“国家的繁荣昌盛仅仅系于一个人的性格，这就是君主国的命运。 ”或许这句话还可以这样连释，君主的性格，决定着管理团队的人选；王朝管理者的性格，则影响着王朝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