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孙国华：傅山与戴廷栻戴廷栻（1618

戴廷栻（1618－1691），字枫仲，号符公，山西祁县人，戴廷栻和傅山的友谊始于三立书院时。
傅山为戴廷栻文集《枫林一枝》作序中称枫仲幼童时就在气节和文章方面很有名气， 1636年被选拔三立书院进修，因为枫仲名气很大，一般人都不放在眼前，唯独向傅山请教。傅山觉得他的社会认知和学习认知高于同龄人的水平，难免有点傲气，于是就劝告他要虚心实行， 1644年以后，枫仲求真务实，信实淳厚相互勉励，与傅山成了患难与共的挚友。傅山在为戴廷栻文集《枫林一枝》所作序中，曾对两人的交往有如下描述：
“枫仲髫年，受知于袁袁山先生，许以气节文章名世。丙子，吴中丞鹿友与袁师同志，拔晋才士三立书院课艺。枫仲声噪社中，少所许可，独虚心向余问字。余其因蚤慧，规劝之。甲申后，仲敛华就实，古道相勖，竟成岁寒之友矣。 ”
而这时的傅山，不仅被山西文人视为首席，长者。在全国的文化圈也享有很高的名声，作为少年时候才华出众的戴廷栻，面对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学长，当然是钦佩之至，为文作诗，书画方面向傅山请教。两人的交往“过往甚密” ，戴廷栻在经济上给予傅山种种帮助，从买米、买麦、买布、买沺、卖字画筹措经费，到提供出游时所用的脚力和牲口，戴廷栻简直就是傅山的经济代理人，在《丹枫阁记》文中可见“阁中藏书、藏画、藏鼎彝、藏茶、藏酒， ”其中最有趣丹枫阁还藏茶，藏茶对当时来说是更奢侈之事。戴廷栻《不旨文选》说：“昭馀戴氏，先载名酒十瓮，贮之先生(傅山)之轩，以备客之过先生之侨也。 ”连傅山接待客人的酒都要接济，可见其余。在傅山给戴廷栻的书信中，有请戴代为购置布匹的，有请求资助任复亨(元仲)粮米“三斗两石” 。
两人来往之频繁，由傅山书札为证，据不完全统计，《傅山全书》载有傅山与戴廷栻交往的书信共19札，为戴廷栻所收藏的书画作品作跋及戴廷栻书法作跋7件，为戴廷栻作诗文7篇。由此可见，傅山与戴廷栻在书画交往非常密切。正因为如此， “枫仲要书，辄复与作， ”虽然还在狱中，也欣然为戴廷栻作《开我慧者并太原三先生传》，可见其友谊。
清顺治甲午（1654）年秋，傅山因为涉嫌参与组织的反清活动被关进监狱，在狱中遭严刑逼供，拒不承认，绝食九日，九死一生，最终于次年无罪获释，这一事件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朱衣道人案” 。傅山书《开我慧者并太原三先生传》手卷就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傅山在犯朱衣道人案后，戴挺栻通过关系给傅山捎去素绢索书，傅山在狱中写了太原三位先生的人物传记，以期戴廷栻编撰这几篇文章广为传颂， “无使泯焉” 。傅山将《开我慧者并太原三先生传》写好后交给戴廷栻，并嘱付他，这是我所尊敬的太原三位先生，他们的学问性情气节你一定有所了解，所以我相信你一定会像我一样的敬重他们，务必要将他们的事迹传之久远，不使这样的先贤被埋没。《太原三先生传》展现了傅山对献明王先生、虚舟钱先生和梁檀三人虽居宦海却能洁身自好的追慕，对三位先生倾情讴歌，正体现了他的审美理想和对现实世界的针砭。
公元1660年，也是清顺治十七年，满清入主中原已近二十年。国内大规模的起义都被镇压，但反抗的种子一直保存在对汉族衣冠风物念念不忘的人心里。祁县人戴廷栻就是其中一个。那年九月，他做了一个梦，梦中和一些身着“古冠裳”(意即明朝服饰)的人在一个小阁楼中聚会，阁名“丹枫” 。醒来后，就依梦中所记，修建了丹枫阁，并写了一篇《丹枫阁记》以记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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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廷栻特在祁县城内兴建了一座三间四层规模宏大的“丹枫阁” ，丹枫阁建成后，山西和全国的许多硕学大儒、反清志士常在此集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傅山、顾炎武、白孕彩、薛宗周、阎若璩等，丹枫阁一时名满天下，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后来，戴廷栻请傅山书写了楼匾和《丹枫阁记》文章，傅山又为《丹枫阁记》作了跋。一匾、一记、一跋，共同构筑了明朝遗民们不灭的反清复明乃至保有华夏文化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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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自称漆园家学，继续施展道家异端理论大有针砭时风、力挽狂澜之用意。可谓振聋发聩之洪钟，与他同时代的文人学者相比，有很大差异。与戴廷栻两人亦师亦友，关系弥固，戴廷栻更是在诸多文化场合不遗余力地为傅山推介、宣传，可以说，在傅山文化现象的形成和接受过程中，戴廷栻始终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傅山的巨大知名度和傅、戴二人的关系，戴廷栻的文学、思想和学术成就不仅一直光芒不彰，而且人们也往往感觉戴廷栻的声名、交游亦多附翼于傅山的影响力。但当我们深入史料则不难发现，很多时候事实与成见相反，傅山恰是藉由戴廷栻的羽仪鼓吹，才为很多足未履晋省、面未晤青主的士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