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道战|朝来新火起新烟:寒食清明的“分”与“合”


地道战|朝来新火起新烟:寒食清明的“分”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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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道战|朝来新火起新烟:寒食清明的“分”与“合”

自古以来 , “寒食”与“清明”便是关系紧密的两个节日 。 寒食节在冬至之后的第一百零五天 , 家家户户禁火、冷食 , 故又称“百五节”或“冷节” 。 待三日寒食之期过后 , 便迎来了春回大地、炊烟缕缕的清明节 。
寒食、清明结伴而来 , 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却又不尽相同 。 一方面 , 二者的内涵与外延存在差异 。 寒食节乃是民俗节日 , 侧重祭扫先人 , 哀悼追思;清明则属于农耕节气 , 注重春日生机 , 唐宋之际更有颁赐新火之仪 , 以示吐故纳新 。 因此 , 寒食与清明新旧有别 , 寓意不同 。 另一方面 , 两节时序相连 , 前者禁火 , 后者赐火 , 是每岁“春日改火”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 缺一不可;加之中唐以降施行了“寒食、清明通休法” , 形成了一个前后贯通的长假“黄金周” , 使二者的联系更加紧密 , 习俗亦相互渗透、融通 。 由是 , 在悠悠岁月之中 , 寒食节日与清明节气最终实现合流 , 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清明节” 。
当然 , 无论寒食还是清明 , 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难以抹灭的文化印记:介子推“割骨奉君”、晋文公“火烧绵山”的典故妇孺皆知 , 苏东坡笔下的《寒食帖》更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 , 而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与青团故事则在江南家喻户晓 。 凡此种种 , 无不反映出数千年来国人浓郁的家国情怀 , 涵养向新而行的文化自信 。
一、寒食禁火祭子推
众所周知 , 寒食节最重要的习俗就是禁火、冷食 , 籍此缅怀春秋时期死于山火的名士介子推 。 那么 , 究竟是谁与他有如此深仇大恨 , 要火烧绵山 , 置之死地呢?您可能想不到:下令纵火之人正是介子推当年追随的主公——“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 。 可名满天下的“流亡公子”为何“恩将仇报”呢?这一切要从晋国的“骊姬之乱”讲起 。
春秋时期 , 晋献公妻妾众多 , 分别为其生下了申生、重耳、夷吾、奚齐、卓子等子嗣;唯奚齐是献公的宠妃骊姬所出 。 恃宠而骄的骊姬勾结奸佞外嬖梁五、东关嬖五(合称“二五”) , 迫害太子申生自尽 , 谋立奚齐为储君 。 为图自保 , 重耳在赵衰、狐偃等人的簇拥下流亡列国避难;在众多随行拥趸之中 , 就包括介子推 。 一行人逃至卫国 , 遭遇变故 , 无粮气馁 。 眼见主公就要饿得行将昏厥 , 介子推忍痛从腿上割肉 , 熬制成汤奉上 。 重耳接过此汤 , 一饮而尽 , 这才从生死线上挣扎回来 。 当他得知肉汤乃介子推用“股肉”所熬 , 为之动容 , 誓言日后定不相负 。
宋代李唐绘《晋文公复国图》(局部)
自重耳率众出奔 , 晋国之内可谓祸起萧墙 , 陷入持续动荡 。 先是 , 晋献公薨逝后 , 重臣里克不满其“废长立幼”之举 , 连续谋杀了奚齐、卓子两位幼主 , 遣人迎立重耳、夷吾归国 。 前者犹疑未发 , 后者则回国继位 , 是为惠公 。 不过 , 晋惠公、晋怀公父子始终对流亡在外的重耳心怀芥蒂 , 遣使诸国 , 请诛其人 。 最终 , 六十二岁的重耳得到秦穆公出兵相助 , 回国继位 。 对于追随自己十九载的患难老臣 , 晋文公多有厚赏 , 却遗忘了昔日“割肉奉君”之情 。 介子推亦不重仕禄 , 选择功成身退 , 侍奉高堂老母 。 事后 , 重耳忆起当年卫国之事 , 数遣人至介家 , 征召其入朝 , 皆未果 。 为避国君 , 介子推索性和母亲前往绵山 , 隐居林泉 。 文公亲至山前 , 遍寻不得 。 有好事者提议放火烧山 , 网开一面 , 介子推必定避火而出 。 岂料 , 大火烧了三天三夜 , 仍不见人影 。 原来 , 介子推与老母早已抱树而亡 , 宁死不仕 。 至此 , 晋文公悔之晚矣 , 将是日定为寒食节 , 禁烟忌火 , 只吃寒食 , 以悼念介子推 。
二、东坡逆境写寒食
与“隐居不言禄”的介子推不同 , 另一位与寒食节产生联系的历史人物则是壮志难酬 , 抱定“一肚皮不合时宜”的苏东坡 。 在他谪居黄州之际 , 挥毫写就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至于被贬的原因 , 还要从北宋元丰二年讲起 。
彼时的苏轼奉旨调任“知湖州军州事” , 也就是湖州知州 。 这位一代词宗在给宋神宗的《湖州谢上表》中 , 略带情绪写下了“愚不适时 , 难以追陪新进”之语 , 引火烧身 。 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弹劾苏轼在谢表之中衔怨怀怒、包藏祸心 。 惹得宋神宗赵顼雷霆震怒 , 命人将苏轼自湖州“勾摄”至御史台审讯 , 是为“乌台诗案” 。 所谓“乌台”者 , 源于汉代御史台门外柏树之上有数千只乌鸦栖息 , 故而得名 。 如此重罪 , 九死一生 。 危急关头 , 早已卧病在床的太皇太后曹氏(宋仁宗的慈圣光献皇后 , 《清平乐》中的曹皇后)向天子进言力保 , 甚至连苏轼昔日的政敌王安石等人亦上书为其求情 。 有鉴于此 , 神宗决定宽大处理 , “责授”苏轼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 , “本州安置 , 不得签书公事”;实际上是以散官虚职将他贬谪外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