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背景下，职场妈妈如何面对工作与家庭？( 二 ) 二胎背景下

萨曼莎在一家律所工作几年之后，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对此感到恐惧：
“我非常卖力地工作，确保不会因为怀孕而影响任何事情，我的工作量一点也没有减少，有时候甚至更多一些，就是为了证明我和怀孕前一样有用，别人一样能找得到我，而且我对工作的投入程度也和以前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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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NancyFolbre认为，美国文化将是否生育子女看作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就和养不养宠物差不多。如果你没有时间或金钱好好照顾你的宠物或者孩子，那么你就根本不应该拥有它们。
这种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文化氛围构成了这个国家社会政策的基础，因此，美国没有明确的、国家层面的家庭政策，联邦政府没有惠及所有民众的工作或家庭福利，也不要求企业提供任何福利。
萨曼莎在生产之后，律所只让她休息了9个星期就开始在家办公。为了保住工作岗位，萨曼莎只好趁着儿子睡觉的时间接听会议电话和工作，休假结束后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
“根本没有什么循序渐进。回去上班就是回去上班，那是我们律所一年里最忙的时候，我就马力全开地投入工作了。 ”
然而，萨曼莎的情况并不是最糟的。
对于更多低收入的妈妈们来说，带薪休假的可能性比高收入群体低出三分之二甚至更多。没有儿童保育补助、没有最低收入保障、没有对带薪假和病假的最低标准，过度缺失的家庭保障制度迫使低收入的职场女性疲惫不堪，工作时间极长，且更容易身陷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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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性面对这样的困境，大多将原因归结为自己能力不足、无法兼顾工作和家庭责任，但这个要求本身对于女性而言就是一种苛责。
凯尔茜，已婚妈妈，从事商务管理，每周需要工作大约55个小时。面对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同时扮演的角色，凯尔茜时常感受到巨大的愧疚和紧张，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平衡”或者“处理”自己的责任：
“有很多天，你会觉得自己既是一个糟糕的员工，也是一个糟糕的妈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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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凯尔茜一样，很多美国妈妈都会遭遇这样的困境，将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归咎于自己的错误选择，解决之道就是换工作。显然，比起漫长的工作时间、要求严格的雇主，或缺乏来自职场和家庭的支持，这些妈妈们更多地生自己的气。
而当她们重返职场的时候，很多人都缺乏弹性日程安排、缩短工作时间，或者偶尔远程在家办公之类的福利，这在无形中为她们制造了更多的工作和家庭冲突。
吉尔是位小学老师，同时也是一位单亲妈妈，在她女儿1岁的时候，她向校方提出了“职位共享计划” ，即和另一位刚有孩子的同事以兼职的方式共同完成原本一个全职教师的工作量。
这个请求让校长不满，他表示“今年不准再有人生孩子” ，意思说学校没法再照顾更多怀孕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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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乌鸦妈妈”是无用的妈妈
在德国，女性们大多展现出极强的工作意愿，她们有梦想、有追求，却很难得到平等的对待。
尽管进入职场的妈妈越来越多，法律也更加趋向于关注性别平等，但德国妈妈们依旧觉得工作和生活之间存在严重的冲突。
在前联邦德国，女性在生育之后有权休一至三年的育儿假，并且不必担心休带薪假会导致丢掉工作。这样的福利政策帮扶让大部分的女性都对自己的工作抱有极高的热情，她们会渴望回到职场。
埃丽卡是位单亲妈妈，在高中担任数学和物理老师。生产之后，她选择了连休三年育儿假，但她对那段假期的形容是脱节、孤独和无聊：
“我想我不怎么擅长带孩子。我想要做我能做得好的事情，比如学习新的东西。被逼着什么也不做实在是糟糕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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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德国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是一个“坚定支持男主外的国家” 。
一个公认的“好妈妈”需要满足：1.在孩子出生之后就停止工作；2.最好在孩子出生后的头几年都待在家里；3.在孩子们十几岁之后，或者甚至等到孩子们彻底离开家之后，找一份兼职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