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村过年，你还“熟”吗( 二 ) 作者｜张文静今年春节

“熟人社会不仅仅是指人们之间的熟悉，同时也囊括了人际交往、人情世故、互帮互助以及社会规范等一整套的运行制度。 ”杨华说。
在杨华看来，与春节本身的仪式感不断弱化相关联的因素之一，是其要让位于人们之间相互建构关系、保持熟人感情的功能。
“在乡村传统社会中，节气礼俗等一整套制度是伴随着农民的生活秩序和生命周期展开的，比如婚丧嫁娶、逢年过节。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和打工潮流的兴起，农民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是脱离村庄的，所以每年春节返乡就成为农民摆酒办事走人情的重要窗口。 ”
而如今春节期间农村的人情是比较重的。杨华在调研时看到，有些地方春节期间的人情支出高达农民家庭一年三分之一的收入。
“然而，正是因为人情仍旧是村庄熟人社会最重要的维系机制，仍然带有仪式性和交往性的功能，所以没有人能够摆脱人情的压力。青壮年带着一年的积蓄返乡，也抬高了农村人情的标准。所以，春节期间我们既能看到人情酒席的热闹，同时也能听到农民感叹压力很大。 ”
“城里人可能觉得年味儿淡了，在农村则可能会觉得年味儿变了。回家过年似乎越来越成为返乡农民的一种负担，包括人情的负担、竞争的压力，等等。过年回家好像不再那么轻松愉快，而变成某种任务了。 ”杨华说。
而对于那些已经成年并进入社会的“80后”“90后”农民来说，虽然大家都生于同一村庄、一起成长，但在外出务工、经商之后，不仅空间分化、职业分化、社会分化大，经验分化、价值观分化、社会关系分化等也都很大，又缺乏日常化的交流、沟通。
“因此，即便是熟人关系、老表关系、堂兄弟关系、邻里关系，但相互之间已不再熟悉，成为典型的‘陌生的熟人’ 。 ”杨华说。
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
每年春节期间，随着青壮年返乡，农村的熟人社会会暂时性地重新变得完整和有活力。但对于杨华等学者来说，他们关注更多的则是那些平常的日子里，中国乡土社会所发生的改变。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将中国农村称为“熟人社会” 。在这个熟人社会里，大家都沾亲带故或者非亲即故，社会结构呈现一种“差序格局” ，人们行事注重亲情和礼俗规约，但讲究亲疏远近有别。
2003年，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贺雪峰出版了《新乡土中国》，在书中呈现出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
在这一时期，受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对村庄的归属感减弱，不仅“身体不在村” ，而且“人心不在村”了。村庄社会的关联日渐松散，人际关系日益理性化，村庄公共性日趋消弭。
此时，村庄已经不再是农民知根知底、互帮互助的“熟人社会” ，而是转变为“半熟人社会” 。人们的行为越来越少地遵循乡土逻辑，而越来越多地拥抱市场逻辑。
进入21世纪，农村人口流动进一步加剧，市场经济渗透进一步加深，城镇化步伐进一步加快，在此影响下，中国乡土社会又产生了哪些新的变化？杨华在《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一书中作出了一些解答，展现出了自己对当前农村的纠纷调解、人情往来、村庄选举、代际关系、婚姻爱情等主题的观察和思考。
在杨华看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变化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即村庄治理之变、社会结构之变与农民价值之变。
“这三个层面的变化在短短一二十年里集中发生，它们之间的内部关系非常复杂且相互影响。应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村庄治理逻辑的变化是主导因素，二者共同推动了农民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的转变。 ”
在杨华看来，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的衰败是无法阻挡的。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农村则是稳定器和蓄水池。乡村振兴不是要把农村建设得像城市一样繁华、现代化，而是要让留在农村的农民能够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让进城失败的农民还能够回得去、住得下，让农村始终是进城农民向往的故乡。
“所以，乡村振兴的重点应该是文化建设和村庄基本公共建设。只要农村还是村庄，熟人社会就存在，只是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存在。比如县域扩大的熟人社会，再如‘陌生的熟人’ ，即虽然是熟人，但彼此之间不再熟悉熟识，这也是熟人社会的一种存在类型。 ”杨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