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村过年，你还“熟”吗作者｜张文静今年春节

作者｜张文静
今年春节，新冠疫情的持续催生了一个新词“原年人”——原地过年的人。如果没有疫情，这些“原年人”或许会像往年一样，在节前踏上不同方向的列车，加入春运的洪流，再于此时由家乡返回城市，从乡村青年翠花、小娟、二柱子再度变回都市白领露西、托尼和乔安娜。
1947年，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分析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结构。农民的半截身子像植物一样扎根在土里，由此构成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而在70多年后的今天，人口流动已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之一。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等因素给今日的中国乡土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变化？而身处这变化当中的我们，又有着怎样的切身感受呢？
回乡过年的亲切感与不习惯
“虽然也能在网上发视频、发红包，但相比于往年十几口的大团圆，今年一家三口的年还是过得有点冷清。 ”这是陈娟这个“原年人”今年过节的感受。
因为疫情，陈娟和丈夫带着五个月大的孩子，留在工作地、广东一个城市里过年。看着年幼的孩子，陈娟脑子里浮现的全是自己小时候过年的场景。
“80后”陈娟出生于山西中部一个村庄。记忆里，从腊月二十几起，家家户户就开始张罗过年的食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蒸花馍。家里的老老小小聚在一起，商量着面怎么捏、枣怎么贴，巧手的主妇们会捏出特别漂亮的花样，然后用超大的蒸笼上锅蒸熟。
“不过这两年，我们家已经不蒸了，觉得太累，不如买现成的。 ”陈娟说， “这些年来，村里过年的习俗越来越简单了，有的改良了，有的消失了。 ”
以前，在陈娟村里，过年前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在自家院子里垒旺火——把炭垒成一堆，贴上写着吉利话的红纸。初一一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把旺火点着。
邻居们也会一起垒一个大大的旺火，到了正月十五这一天，各家各户就拿着花馍去烤。 “现在，各家院子里的旺火改成了蜂窝煤，而用大旺火烤花馍的仪式已经消失了，各家自己用电饼铛烤一下，意思一下就算了。 ”陈娟说。
过年物事简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无事可做。 “这说不上好还是不好，因为这确实减轻了人们的家务负担，但同时，大家聚在一起做事的热闹劲儿没有了。这几年回家过年，就是一人一个手机，打游戏、看抖音、抢红包。 ”
村里的年轻男人基本都出去打工了，孩子跟着妈妈和爷爷奶奶生活。陈娟上大学时放假回家，还能跟儿时的朋友聚聚，毕业工作后回家，几天的假期只够陪陪家人。
这两年更是没得聚，因为回家过年的小伙伴越来越少了——有些把父母接到城里过年，有些干脆就不回家了。
因为自小学习成绩好，陈娟在村里小有名气。每年回家， “走在路上，人人都认识你，人人都和你打招呼” ，经常被拉住聊上半天，被乡邻各种夸赞。
陈娟很享受熟人社会中的这种亲切感，同时也有些不习惯。 “因为夸你的前提是先要打听你。 ”陈娟说， “打听的内容事无巨细，比如多大了？生孩子没有？还没生？赶紧生啊，年纪大了生孩子可不好！不是有什么毛病吧？又比如做什么工作？在哪儿工作？一个月赚多少钱？”
陈娟有段时间没找工作，过年回家碰上村里人就照实说。
第二天，家里人告诉陈娟：“我出去碰上谁谁了，说你家陈娟没工作啊，那怎么生活？”还有一次，陈娟被一个阿姨拉着手聊了半天，让她“赶紧生孩子，有毛病赶紧去看” 。尴尬的是，陈娟怎么也想不起来，对面这位阿姨是谁。
即便如此，回家过年依然是陈娟最大的期望。 “不管大家聚在一起干什么，只要能见到家人，哪怕只在吃饭的一两个小时里，十来口人团坐在一起，吃着聊着，就实现了过年最大的意义——团聚。在家里待几天，能给我充满一整年的电。 ”
【回村过年，你还“熟”吗】“年味儿变了”
如果说陈娟的所见所思是基于普通人的个体感受，那么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杨华对乡土社会变化的观察，则是在个人感受外，还多了一重专业学者的视角。
从2007年起，杨华每年至少会花三个月时间在全国各地的农村作驻村调研。今年1月，他出版了《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一书，即是由他这些年在驻村调查过程中写作的随笔结集而成。
每年春节，杨华也会观察自己家乡——湘南农村和其他农村地区熟人社会的变化，比如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