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村过年,你还“熟”吗

作者|张文静
今年春节 , 新冠疫情的持续催生了一个新词“原年人”——原地过年的人 。 如果没有疫情 , 这些“原年人”或许会像往年一样 , 在节前踏上不同方向的列车 , 加入春运的洪流 , 再于此时由家乡返回城市 , 从乡村青年翠花、小娟、二柱子再度变回都市白领露西、托尼和乔安娜 。
1947年 ,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分析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结构 。 农民的半截身子像植物一样扎根在土里 , 由此构成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 。 而在70多年后的今天 , 人口流动已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之一 。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等因素给今日的中国乡土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变化?而身处这变化当中的我们 , 又有着怎样的切身感受呢?
回乡过年的亲切感与不习惯
“虽然也能在网上发视频、发红包 , 但相比于往年十几口的大团圆 , 今年一家三口的年还是过得有点冷清 。 ”这是陈娟这个“原年人”今年过节的感受 。
因为疫情 , 陈娟和丈夫带着五个月大的孩子 , 留在工作地、广东一个城市里过年 。 看着年幼的孩子 , 陈娟脑子里浮现的全是自己小时候过年的场景 。
“80后”陈娟出生于山西中部一个村庄 。 记忆里 , 从腊月二十几起 , 家家户户就开始张罗过年的食物 ,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蒸花馍 。 家里的老老小小聚在一起 , 商量着面怎么捏、枣怎么贴 , 巧手的主妇们会捏出特别漂亮的花样 , 然后用超大的蒸笼上锅蒸熟 。
“不过这两年 , 我们家已经不蒸了 , 觉得太累 , 不如买现成的 。 ”陈娟说 , “这些年来 , 村里过年的习俗越来越简单了 , 有的改良了 , 有的消失了 。 ”
以前 , 在陈娟村里 , 过年前一天 , 家家户户都会在自家院子里垒旺火——把炭垒成一堆 , 贴上写着吉利话的红纸 。 初一一早起来 , 第一件事就是把旺火点着 。
邻居们也会一起垒一个大大的旺火 , 到了正月十五这一天 , 各家各户就拿着花馍去烤 。 “现在 , 各家院子里的旺火改成了蜂窝煤 , 而用大旺火烤花馍的仪式已经消失了 , 各家自己用电饼铛烤一下 , 意思一下就算了 。 ”陈娟说 。
过年物事简化带来的直接后果 , 是无事可做 。 “这说不上好还是不好 , 因为这确实减轻了人们的家务负担 , 但同时 , 大家聚在一起做事的热闹劲儿没有了 。 这几年回家过年 , 就是一人一个手机 , 打游戏、看抖音、抢红包 。 ”
村里的年轻男人基本都出去打工了 , 孩子跟着妈妈和爷爷奶奶生活 。 陈娟上大学时放假回家 , 还能跟儿时的朋友聚聚 , 毕业工作后回家 , 几天的假期只够陪陪家人 。
这两年更是没得聚 , 因为回家过年的小伙伴越来越少了——有些把父母接到城里过年 , 有些干脆就不回家了 。
因为自小学习成绩好 , 陈娟在村里小有名气 。 每年回家 , “走在路上 , 人人都认识你 , 人人都和你打招呼” , 经常被拉住聊上半天 , 被乡邻各种夸赞 。
陈娟很享受熟人社会中的这种亲切感 , 同时也有些不习惯 。 “因为夸你的前提是先要打听你 。 ”陈娟说 , “打听的内容事无巨细 , 比如多大了?生孩子没有?还没生?赶紧生啊 , 年纪大了生孩子可不好!不是有什么毛病吧?又比如做什么工作?在哪儿工作?一个月赚多少钱?”
陈娟有段时间没找工作 , 过年回家碰上村里人就照实说 。
第二天 , 家里人告诉陈娟:“我出去碰上谁谁了 , 说你家陈娟没工作啊 , 那怎么生活?”还有一次 , 陈娟被一个阿姨拉着手聊了半天 , 让她“赶紧生孩子 , 有毛病赶紧去看” 。 尴尬的是 , 陈娟怎么也想不起来 , 对面这位阿姨是谁 。
即便如此 , 回家过年依然是陈娟最大的期望 。 “不管大家聚在一起干什么 , 只要能见到家人 , 哪怕只在吃饭的一两个小时里 , 十来口人团坐在一起 , 吃着聊着 , 就实现了过年最大的意义——团聚 。 在家里待几天 , 能给我充满一整年的电 。 ”
回村过年,你还“熟”吗】“年味儿变了”
如果说陈娟的所见所思是基于普通人的个体感受 , 那么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杨华对乡土社会变化的观察 , 则是在个人感受外 , 还多了一重专业学者的视角 。
从2007年起 , 杨华每年至少会花三个月时间在全国各地的农村作驻村调研 。 今年1月 , 他出版了《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一书 , 即是由他这些年在驻村调查过程中写作的随笔结集而成 。
每年春节 , 杨华也会观察自己家乡——湘南农村和其他农村地区熟人社会的变化 , 比如人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