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6点上班，凌晨1点回家，互联网员工：我孩子跟留守儿童差不多了( 二 ) 对上一辈父母来说

面对996的工作和生活，就连红衣教主、360集团董事长周鸿祎都只能在媒体见面会上无奈地表示：“在座哪位能够真正做到快乐工作，平衡好家庭和工作关系，我就叫他一声大爷！”
实际上，带娃问题早就是世界性难题。虽然大家都知道用钱能解决一切，但是答题的时候，在怎没用钱、用多少钱的问题上，还是有不同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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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很可能并非只是中国遇到的问题。
2015年，《纽约时报》就用一篇《硅谷工作狂文化盛行，为人父母者叫苦》描绘过工作和生活不可兼得的问题。文中援引了数据库公司MongoDB前CEO的席雷森的例子。他忙的时候，每年飞行30万英里，还缺席了儿子的一次紧急手术。后来他因为选择辞职陪伴家人而被社畜们看作英雄。
不是每个人都有裸辞陪孩子的条件。没有老人帮忙照看孩子风俗的美国，一度近乎走上中国的老路，上演由政策主导的带娃，只是因为法案被叫停，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
1971年，国会两党联合投票通过了《全面儿童发展法案》（ComprehensiveChildDevelopmentAct），该法案旨在全美创立一个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的儿童保育中心系统。这些中心为小童提供早期教育，并且为大童提供课后托管，同时也提供医疗和牙科服务。
但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否决了这个法案，在那个冷战年代，这种非常社会主义的设想基本没有市场。尼克松言辞激烈地表示该法案“让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一跃坠入黑暗的深渊” ，会“在育儿问题上从以家庭为中心转变为社会集体的方式，从而让国家政府背负上巨大的道德责任。 ”
这番话体现的是美国重视个人和市场的逻辑，而这种逻辑也为日后日托中心市场的两极分化埋下了伏笔。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斯图尔特·弗里德曼说：“当我们对比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儿童保育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就会感到些许的尴尬和伤心，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文化。大家都认为要自己靠自己。 ”
1981年，总统里根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后果是中产阶级30多年收入一直停滞不前。为保持生活水准，美国母亲开始走出社会工作。同时，美国对提供儿童保育服务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80年代后美国最大的变化是，女性开始走向工作岗位。这里面有平权运动的结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女性需要工作来补贴家庭开支。 1966年，全美国只有20%的母亲在外工作，到了90年代末，这个比例上升到了60% 。其中孩子不满6岁的母亲在外工作的比例从12%上升到了55% 。
在政策和职场母亲激增情况下，日托中心横空出世。
这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行业。美国首都华盛顿日托中心， 2016年平均年花费达到2.3万美元，价格甚至高过一些大学的学费。没钱的父母则只能把孩子送去由政府提供的综合条件较差公立幼儿园或者日托。
电影《当幸福来敲门》开头，威尔·史密斯饰演的男主角Chris因为没钱，只能把儿子寄养到价格便宜的唐人街托儿所“朱太日托” 。在充满污言秽语的涂鸦墙上， “幸福”的英文“Happiness”都写错成了“Happyness”（电影的英文标题延用了错误的拼法倒成为了影迷的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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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史密斯在电影里纠正拼写
英国的托儿以公办和私立为主，贵起来同样不遑多让。 2014年，英国家庭和儿童基金会（FamilyandChildcareTrust's）的年度报告说，许多英国家长每年为照看孩子付出的钱，要比一年的房屋贷款还多。报告中列举的情况略为特殊，但多少也体现了育儿的精贵。
英国政府已经把每年用于托儿费的补贴从60亿英镑增加到了70亿，尽管如此还是没有能赶上托儿费价格的飞涨。报告说，如果一个家庭有一个孩子在非全日制托儿所，还有一个孩子在课后活动班，该家庭每年为他们所付的费用平均为7549英镑。而根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英国家庭每年所付的房屋贷款平均为7207英镑。
法国算得上是政策指导日托的翘楚了。在家庭津贴上，有越多抚养子女，领的钱就越多，四个或四个以上孩子的家庭每个月的补贴为467.24欧元（约合人民币3695元）。 2011年，法国政府在鼓励生育方面的相关财政支出达830亿欧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 。
在法语里，托儿所是Crèche ，最早的意思是“耶稣诞生的场景” 。与他国相比，法国的托儿所也如名字般更加神圣和规范，它们一般集中在大城市，可以由市镇府、大区政府、家庭补助金库CAF、某个协会、职工工会等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