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6点上班，凌晨1点回家，互联网员工：我孩子跟留守儿童差不多了对上一辈父母来说

对上一辈父母来说， 18点到21点的大多是每天全家人其乐融融的时间。但在一线城市，新闻联播开始的时候往往也是大厂员工加班的开始。尤其是在互联网双职工家庭看来，陪伴孩子更成了一种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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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健华
编辑：周哲浩
出品：远川研究所泛财经组
豆瓣上有一个名叫《所以996的人有孩子了怎么办》的帖子，一位网友描述了自己在国内一家互联网大厂亲眼目睹的情况：身为员工的父母在傍晚五六点钟去楼下广场，老人会带孩子过来，父母和孩子见上一面说说话，然后老人带孩子回家吃饭写作业，父母继续回工位搬砖到半夜。
****之前也拍过一部名叫《破局中的职场人》的纪录片，片中在互联网公司当主管的张婷经常加班到12点半，从望京开车回到数十公里外的家。 1点多到家时女儿已经入睡。第二天6点，自己又要爬起床上班。她说自己最大的愿望是“没有工作，好好地陪孩子一天[1]” 。
张婷的问题，一定程度反映当下互联网大厂员工父母的情况。对上一辈父母来说， 18点到21点的大多是每天全家人其乐融融的时间。但在一线城市，新闻联播开始的时候往往也是大厂员工加班的开始。尤其是在互联网双职工家庭看来，陪伴孩子更成了一种奢侈。
“留守儿童”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在2002年，《光明日报》在春节后刊发《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亟待解决》的报道，这个千万群体才开始得到社会主流关注——他们与在沿海城市打工的父母分居两地，只有在一年一度的春节才见上一面。
彼时中国刚刚入市，大规模的城镇化与产业转移开始吸收中西部劳动力，人口的大范围流动创造了“留守儿童”的问题。作为互联网职工的父母，他们现在同样跟当年的务工者如出一辙。前者的孩子虽然在大城市由老人或保姆照顾，但父母忙碌于工作，孩子几乎得不到陪伴， “互联网留守儿童”的苗头随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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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让孩子赢在起跑线”还没有成为口号的计划经济时期，带娃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一方面，孩子基本处于放养状态。另一方面，国企提供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的服务。一些大型国企在厂区内设立幼儿园，解决就业的同时也把带娃问题一并解决了。
出手最阔绰的中石化甚至包揽了人一生。在对下属企业涉足的社会职能范围进行统计后，中石化得出结论：一个人一生的社会过程， “从医院、幼儿园、学校、就业到火葬场，中石化全都有[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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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在国企开办的托儿所孩子
这种局面随着1990年代“国企不再办社会”而发生变化。就托儿所而言， 2000年，国家、集体办托儿所还有8万多所，五年后减少了70% 。到2010年，这样的托儿所基本消失了。
与此同时，职场的工作时间不断增加。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市场化的托儿市场，自然十分庞杂。如果想要把孩子送进私立双语类托儿机构，一个月的费用可能上万。
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2018年了说了一句， “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年轻人不爱生孩子” 。在他眼里，幼儿看护困难是中国人生育痛苦指数之一：托儿所缺失、保姆的高成本以及老人缺乏经理照顾孩子，是年轻人不生孩子的重要顾虑。
携程曾用建设亲子园的方式效仿当初的国企办社会。按照设想，每天早上8点半，到携程上班的员工可以将孩子送到这家面向1.5-3岁幼儿，投资400万，占地800平米，地暖、新风系统以及儿童洗手间一应俱全的亲子园，下午6点半接孩子回家。但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
近年来关于“请老人来带孩子要不要给钱”的讨论则凸显了代际之间的矛盾。另外，老人自身的身心状态同样值得注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这样的随迁老人近1800万，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 ，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 。
30年前，李安用《推手》讲了一个老人从北京到美国，因为文化差异非但没有享受生活反而经历了种种无措的故事。现在，类似的剧情在中国的乡镇和城市间不断上演——老人在带娃之外可能没有其他生活和朋友，只能通过广场舞排解。 “老漂族”一词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