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TA看天下|全世界凭什么痴迷了这“女王”一百年?


_本文原题:全世界凭什么痴迷了这“女王”一百年?
撰文 | 张凌
编辑 | 沈佳音
一个小村子 , 事实上就是整个人类世界的缩影 , 只是这些爱恋、仇恨、嫉妒、防卫和伤害云云 , 也许以某些较隐晦较具体而微的犯罪形式体现出来而已 。

VISTA看天下|全世界凭什么痴迷了这“女王”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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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2月 , 阿瑟·柯南·道尔创作的以福尔摩斯为主角的长篇小说《四签名》在英国出版 , 大获成功 。 同年9月15日 , 一个女婴降生在英国德文郡托奇 , 当时恐怕没有人会想到日后她将成为世界侦探小说史上的女王 。
三十年后 , 1920年10月 , 阿加莎的处女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在英国甫一出版 , 便以其作品的独创性引起了关注 。 在此书中 , 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首次亮相 。
“非典型”阿加莎
从外表看去 , 波洛与身材高瘦、表情冷峻的福尔摩斯形成了鲜明对比 , 个头矮小 , 仅有一米六高 , 圆圆的脑袋呈鸡蛋状 , 留着漂亮的小胡子 , 绿色的眼珠有时会“像猫眼一样闪亮” , 衣着考究 , 酷爱美食 , 特别注重整洁 , 总是彬彬有礼 。
作为系列小说的灵魂 , 主角侦探除了机敏睿智、业务能力超强之外 , 还必须拥有特殊的人格魅力 。 从这一点来说 , 波洛与福尔摩斯的性格 , “都像寓言般的线条画:总是他们自己 , 而且总是容易辨认” 。 自从诞生伊始 , 波洛便具有鲜明的个性 。 阿加莎还赋予他“一种可爱的中性特征 , 一种接近女性化的聪颖” , 那些近似怪癖的言行举止 , 比如对于保持对称的执念 , 对于运用“小小的灰色细胞”的极端自负 , 比如他常常遗憾鸡蛋为什么不是正方形 。 这些不但没有引起读者的反感 , 反而平添了许多趣味和幽默气息 。
阿加莎曾在自传中写道:“我仍在夏洛克·福尔摩斯传统中写作——性情古怪的侦探 , 充当傀儡的助手 , 还有雷斯垂德式的苏格兰场探长贾普 。 ”福尔摩斯身边始终有一位忠实的同伴兼助手华生医生 , 波洛身边也有一位搭档阿瑟·黑斯汀斯上尉 。 这类绿叶配角侦探具有一个共同特征 , 即遇事时的思考和反应总要慢上一二拍 , 略显笨拙迟钝 , 越发衬托出主角的机智过人、神机妙算 , 从而为小说增加了许多戏剧性 。 黑斯汀斯名叫阿瑟 , 正好与前辈作家柯南·道尔同名 , 是巧合还是致敬?恐怕只有阿加莎本人才能解答 。
当然 , 阿加莎能被称为侦探女王 , 绝对不是因为她在福尔摩斯的传统中写作 , 而是她开创了许多推理小说的新模式 。 8月 , 在“阿加莎·克里斯蒂诞辰13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 , 作家陆烨华说:“其实阿加莎出名的作品都不是‘阿加莎风格’ , 比如《无人生还》 , 阿加莎没有写过第二本这样子的小说了;像《东方快车谋杀案》 , 那个写法也是只有这部小说才有 , 其他的小说不是这样一幕幕特别严丝合缝的写法;《罗杰疑案》在阿加莎的小说里面也是比较独特的 。 但是这几本书确实是她最经典的、最具代表性的小说 , 所以我觉得这是件有点值得玩味的事情——当我们说起阿加莎的时候 , 我们想到的书是《东方快车谋杀案》《罗杰疑案》《无人生还》《ABC谋杀案》 , 但这些书恰恰都不是阿加莎的风格 。 她开创了好多模式 , 我觉得阿加莎就是天才 , 她不是模仿前人 , 而是她自己开创 , 但是往往她在写的时候自己没有意识到 , 这个是最可怕的地方 。 ”
不是没有故事的老太太
在其长达五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 , 阿加莎也是不断进化的 。 1927年 , 短篇小说《星期二晚间俱乐部》发表在《皇家杂志》上 , 故事中首次出现了来自英国乡间的女侦探简·马普尔小姐 。 从各方面看来 , 马普尔小姐都与波洛完全不同 。 她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小姐 , 手中不停地编织着毛线活 , 喜爱乡居生活 , 一向住在宁静的圣玛丽米德村里 , 唯一的至亲是外甥雷蒙德·威斯特(克里斯蒂的外祖母原名玛丽·安·威斯特) 。分页标题
马普尔小姐看似貌不惊人 , 然而在其安详平和的外表之下 , 却隐藏着对于人性阴暗面的深刻洞察力 。 这一人物的原型 , 是阿加莎幼年时在外祖母与姨婆家中见过的乡村老妇人 , 当时小阿加莎常常坐在一旁 , 津津有味地倾听她们无休无止的闲谈 。 “做最坏的打算 , 因为最坏的事情常常是真实的 , 但是要有信心 , 要有信仰 , 要有同情心 , 那就是这类女性的风范——正直、聪颖、维多利亚式的 。 ”
马普尔小姐笃信“太阳底下没有新事” , 很擅长将类似的事件加以比较 , 对于各种细枝末节具有极佳的记忆力 , 事实证明这些细节往往正是破案的关键所在 。 台湾作家唐诺也是阿加莎的粉丝 , 他曾写道:“一个生活如此单纯的老太太 , 怎么可能会这么熟稔犯罪世界的种种呢?这一点克里斯蒂提出也许不尽严密但堪称有趣的解释 , 作为整个马普尔探案系列的基础:一个小村子 , 事实上就是整个人类世界的缩影 , 只是这些爱恋、仇恨、嫉妒、防卫和伤害云云 , 也许以某些较隐晦较具体而微的犯罪形式体现出来而已 , 你不被表现形式所惑 , 便能看出其背后的相同运作逻辑及其模式 。 这不正是马普尔小姐最有意思、最不同于波洛不同于其他过江之鲫大神探之处吗?——这个违反规矩的乡下老太太直觉 , 让马普尔小姐卓然独立于推理史上 , 无可替代 。 ”
不过 , 阿加莎本人可不是平平无奇没有故事的乡村老太太 。 她历经两次世界大战 , 而且据考证 , 她是欧洲第一批开飞机的女性 , 也是英国第一批尝试站立冲浪的女性 。
1926年12月初的一个夜晚 , 36岁的阿加莎失踪了 , 她的莫里斯轿车被发现丢弃在一个采石场的悬崖边上 , 还发现了她的梳妆盒、驾驶证和毛皮大衣……家人报警 , 警方开始搜寻 , 整整八天一无所获 。 媒体大肆报道 , 许多民众都加入了寻找 , 但还是无果 。 《悬崖上的莫里斯轿车》一文详细描述了这一事件 。 最后 , 阿加莎只好自己抛出一条线索 , 在《泰晤士报》上登了一则广告:“最近从南非来的特蕾莎·尼尔的亲朋好友 , 请联系 。 通信地址:R702信箱 。 ”“尼尔夫人”就是阿加莎丈夫阿奇博尔德·克里斯蒂的出轨对象 。 第十一天 , 丈夫终于找到了阿加莎 , 但还是要与她离婚 。 1928年 , 两人离婚 , 但她仍以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一名字继续写作 。
为了排遣一腔失意 , 她独自乘坐东方快车前往中东 , 并对考古发生了兴趣 , 这次旅行后来促成了一部杰作的诞生 。 1932年 , 首位独自飞越大西洋的美国探险家查尔斯·林德伯格的长子被人绑架 , 后来惨遭杀害 , 此案在当时被称为“世纪犯罪” 。 阿加莎综合这一素材和个人经历 , 写出了《东方快车谋杀案》 , 出版后大获成功 。 伊斯坦布尔的佩拉宫酒店宣称此书正是在那里创作完成的 , 至今还保留着阿加莎当年住过的房间作为纪念 。
中东之行不但为阿加莎提供了许多写作的灵感 , 而且意外地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 在参观伊拉克乌尔的发掘现场时 , 她结识了年轻的考古学家马克斯·马洛温 , 二人志趣相投 , 于1930年结婚 。 然而马洛温上司的夫人凯瑟琳·伍利对此事颇为不悦 , 有意无意地给这对新婚夫妻设置种种不便 。 后来 , 阿加莎将这位女士作为死者的原型 , 写入《美索不达米亚谋杀案》中 , 在文学世界里实施了一次特殊的报复 。
最后的告别
阿加莎从未在任何一部作品中安排波洛与马普尔小姐彼此会面 。 根据2008年披露的录音 , 作者本人解释道:“赫尔克里·波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我主义者 , 不会乐意听从一位老小姐对其工作的指点和建议 。 身为一名职业侦探 , 他在马普尔小姐的世界里一定会很不自在 。 ”
1974年 , 阿加莎突发心脏病 , 之后身体衰弱 , 不能再继续写作 , 于1975年9月出版波洛系列的最后一部作品《帷幕》 。 8月6日 , 《纽约时报》头版预先登出了一则讣告 , 宣布举世闻名的波洛先生已在英国去世 , 波洛也因此成为唯一一个在报纸上拥有讣告的文学作品中的虚构人物 。 1976年1月12日 , 克里斯蒂在位于英国牛津郡沃林福特的家中与世长辞 , 享年86岁 , 马普尔系列的最后一部作品《沉睡谋杀案》于同年10月出版 。 这两部小说先后登上了当年英美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 。分页标题
其实早在二战期间 , 阿加莎就已为这两名侦探做好安排 , 提前写出了两部终章之作《帷幕》和《沉睡谋杀案》 , 将完成后的书稿锁入银行保险柜 , 并将版权分别赠给女儿罗莎琳德·希克斯和第二任丈夫马克斯·马洛温(《沉睡谋杀案》一书中男主人公吉尔斯·里德的原型 , 据说正是马洛温) 。
从情节来看 , 《沉睡谋杀案》与1971年出版的另一部马普尔系列之《复仇女神》颇有相近之处 , 主题皆为“爱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东西” , 揭示出由于偏颇反常的独占欲而导致的罪恶 。 全书弥漫着一股神秘而惊悚的气氛 , 女主人公格温达·里德被模糊的童年记忆所困扰 , 最后终于查明真相 , 当旧日阴影消散之后 , 与爱人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 结局类似《啤酒谋杀案》 , 较为光明而美好 , 马普尔小姐也返回家乡 , 从此安度晚年 。
相比之下 , 《帷幕》一书则要沉重许多 。 此书中的故事 , 仍旧发生在波洛首次登场的斯泰尔斯庄园中 , 凶手并非以往小说里的常态罪犯(即以谋财或猎色等原因作案) , 而是纯粹以杀人害命为乐的变态恶魔 , 具有“虐待狂的欲望和力量的欲望” , 认为自己“掌握了生杀予夺之权” , 持续实行一种没有明显利己动机的间接杀人行为 , 因此能够“永远不被定罪” 。 波洛以生命为代价 , 结束了人生的最后一案 。 在留给黑斯汀斯的书信中 , 他表达出前所未有的惶惑与无力 , 或许这也是作者本人面对时代巨变的内心感受 。
虽然这两位侦探性格迥异 , 为人行事也大不相同 , 但是仍然具有某种共性 , 即对于法律和公正的维护 , 对于个人生命与尊严的重视 。 正如波洛在1940年出版的《牙医谋杀案》结尾处所言:“我们都是人 。 您就忘了这一点 。 ……这就是您跟我不一致的地方 。 因为在我看来 , 这四个人的生命正跟您的生命一样宝贵 。 ……我不考虑国家 。 我考虑的是一个个有权不被人夺走生命的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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