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外国语大学|文明互鉴?文明互译 | 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北京大学王洪君教授在“第二届社会语言学高端国际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_本文原题：文明互鉴?文明互译 | 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北京大学王洪君教授在“第二届社会语言学高端国际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近日，第二届社会语言学高端国际论坛在我校隆重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万多名社会语言学研究者通过腾讯会议和“译直播”平台参加了会议。开幕式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北京大学王洪君教授对社会语言学分会组织的这次学术活动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天津外国语大学|文明互鉴?文明互译 | 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北京大学王洪君教授在“第二届社会语言学高端国际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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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致辞全文如下：
各位同仁，各位领导，同学们，朋友们：
大家好！
半月前高兴地得知，社会语言学分会、天津外国语大学正在筹办这么大规模的重要会议！
会议方希望我能够代表中国语言学会致辞，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表达我的祝贺和我对社会语言学对于当今时代的重要性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代表中国语言学会，祝贺第二届社会语言学高端学术论坛，值此金秋之际，在天津外国语大学顺利召开！
会议方与分会领导密切协作确定了很好的主题，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争取到社会语言学界多位知名学者的积极参与。天津外大校方的大力支持，为这次深层次、较大规模的学术探索和交流提供了方便而多彩的家园，你们辛苦了！
其次，我想聊聊我和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从社会语言学的受益。我第一次真正接触社会语言学，是在1983年秋我在北大攻读研究生的第一学年。那时我全程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办的韩礼德先生讲授的一个月的语言学课程。课程讲授了系统功能语法、社会语言学、符号语言学。课程伊始，韩先生就说，语言学其实就是社会语言学，离开社会，离开人的交际，就谈不上语言学，就不可能描写出真正语言的系统。因此语言学不需要用再加“社会”两字作定语。反倒是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应该叫做“形式语言学” ，要加“形式”两字作定语。后来随着自己研究历程的展开，我越来越体会到韩礼德先生这一观点的价值。
接下来，我的导师徐通锵先生从美国加州伯克利访问一年回国。他给我布置的学习任务首先就是精读魏因里奇、拉波夫等三人合著的巨著《语言演变的经验基础》。这本书理论性很强，讨论了多年来在语言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索绪尔理论的内部矛盾， “索绪尔悖论”——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社会的，言语是个人的，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而不是言语。但是，之后的继承者结构主义又说，要描写研究 “语言” ，只能以某一个典型的说话人在典型的中性语境中说的话为准；而要研究“言语”却需要调查社团各色人等在各种语境中说的话。这本巨著在指出索绪尔理论的矛盾之后，提出了全新的语言模型——有序异质模型。该语言模型共时、历时通吃。其共时语言系统中，不少语言项是有多个变体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多变体的语言项（变项），不仅可以是依据语言内的条件而互补分布的结构主义式变体，而且可以是依据语言外因素的不同而有规律分布的。比如说年龄、性别、社会分群（比如大院/胡同）、说话正式程度等等。同时这些以语言外因素（异质因素）为条件的变体，还可以是定量性而非定性的区别。有了由语言外因素制约的、定量性的变项，有序异质系统就既是一个共时系统，同时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在变化的系统：受社会因素制约的、定量性的变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化，某种新生的形式会逐渐从某一个较小的人群扩大到整个社团，从A形式占优变到B形式占优势，甚至被B形式完全取代。总之有序异质模型把语言放回到了社会中，从而打破了语言/言语、共时/历时、静态/动态的截然两分。学习了这本书，使我对韩礼德先生前述观点有了更好的理解。我的硕士论文的资料基础是徐先生率我在山西闻喜、祁县两地调查取得的。我们的调查跟当时通行的调查程序不尽相同。我们在这两地都调查了比较多的人：县城内不同年龄的发音人，周边郊县有代表性的点各取一位发音人。如果发现某位发音人的家中的几代人语音有差异，就再多调查几人。这样，在两县共调查了两个月。在这些有较为丰富的社会变异和字音文白异读差异的材料基础上，我的硕士论文，对汉语方言中普遍存在的文白异读现象，从共时社团的内部差异反映语言历时变化的角度，就其历时变化过程的特点做出了新的理论阐述。分页标题
我的师弟陈保亚，上大学前是四川到云南西双版纳插队的知识青年，妻子是傣族。他的研究聚焦在多民族地区不同语言相互接触造成的语言变化规律，与语言内部因素激发的语言演变规律，有哪些不同，具体落实到研究壮侗语族语言与汉语是否同出一源。保亚经常到云南多民族地区入村调查，他曾连续多年跟踪调查同一批傣族孩子掌握汉语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出了多民族地区孩童语言中汉语成分增多过程的控制因素，有不少是语言外的。比如，如果当地的汉族人能掌握一些民族语，会大幅提高当地傣族人说汉语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他们掌握汉语的速度。保亚有很好的数学基础，他总结出了其中由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以傣语孩童为例，变化过程是：傣语→汉傣语→傣汉语→汉语。中间两步都是主要系统+他语成分的异质系统，但何者为主要系统是不同的。汉傣语的主要系统是他们的母语傣语，但汉语的成分或部分结构的方式也开始进入，成为第二位的尚不完备的系统。随着汉语成分或结构逐渐增多，后进去的汉语语系统上升为了主要系统，而原本旧有的母语反而下降为第二位残缺不全的系统，这是一种语言替换的质变。保亚的调查表明，如果社会上有较多双语者，这一语言转换过程会加快。另外，对于若干种当代语言如何判定它们在当代的相似，是由于历史上同出一源还是由于后期的密切接触。这是学界尚未完全解决的难点。针对这个问题，保亚提出了语言是否同源的新判定模型——阶曲线模型：以Swadish的第一百核心词和第二百核心词中有语音对音关系的词的数量的比值，而不是绝对数量的多少来判定所研究的几种语言是否同源。此方法可操作性强。用多种有可信历史记录的语言来验证，还没有发现过例外。
目前，北大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的民族语和汉语方言研究的小团队，不断有新生力量补充进来，他们的工作都有大量细致的田野调查，都要收集社会不同社团的语言差异，都尝试在较大规模数据的基础上提取共时语言差异与历时变化的关系，并尝试提取有普适意义的理论。这些研究工作，应该可以为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参考。
90年代末00年代初，我与汉语信息处理学界联系较多，这使我深深体会到近几十年来交际工具的飞速发展、交际距离的缩短促进了语言变化的加速和语言学的转向。这里只谈语言学的转向。结构主义强调的要区分“语言/言语、共时/历时、静态/动态” ，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口说的‘语’而非写下来的‘文’” “语言中只有形式，只有形式的对立关系（尽量避免涉及语义语用）”等等经典观点已经被突破，被经典理论排除在语言学研究对象之外的、语言内不同社团的言语差异、正在进行的不稳定的语言现象、书面文字资料、大于句子的语篇、语义语用分析等等已经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例如，过去研究一种语言的音系，只重视音素的对立关系，即使是对音素的声学分析，也只关注那些能够区别有对立关系的元音的声学特征；比如用共振峰F1、F2、F3来描述i a u 。而不同的人说话有不同的音色，被认为是应该忽略不计的。而近几十年，音色的不同的声学特征和生理对应物成为研究热点。已有的研究表明，元音的个人音色决定于F4、F5甚至F6 ，跟这些声学数据对应的生理位置也有不少已经确定。比如软腭以上、咽壁后面的梨状隐窝，它的形状不同，无论是天生的还是感冒等临时现象造成的，都对音色有明显影响。这些研究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有直接的应用价值。记得有个很出名的机器人，好像叫“小依”吧，她曾经在舞台上跟京剧著名女老生王佩瑜的学唱空城计，听一遍就学会，唱得既有王珮瑜的韵味，又保持了小依自己特有的、略带机器人味道的音色，说明这绝不是偷偷录了音，然后再放录音的把戏。小依的表演引发网友一片惊讶和赞叹，赞叹小依的智能化水平高。其实，这是音色与声学特征关联研究的上述进展造成的。的确是高科技，但不是真正的人工智能。只要把设定的小依音色的声学特征存贮在机器人里，再加上个录音机和一个音色转换器，任何人的说话唱歌等等都可以实时转换成小依音色。就好像学习软件可以选择男声女声童声，有的搞笑软件可以把任何人的音色转换为唐老鸭的音色。个人音色的声学特征对应物、生理器官对应物是若干年前声学语音学、生理语音学研究的重要热点。这跟语言学研究近几十年来越来越重视个体言语和社团的内部变异，在大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分页标题
总之，社会语言学是语言学非常重要的分支，在当前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其重要性还会日益凸显。今天，此时此刻，在天津外国语大学，国内外著名专家和界内年轻新秀，线上线下，共同探讨社会语言学的前沿问题，定会推动社会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
我谨代表中国语言学会，向第二届社会语言学高端国际论坛送上真诚的祝福，祝会议圆满成功，研讨热烈深入，人人都有新收获！
来源 | 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院高级翻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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