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大清！满清贵族努力剪辫子学西方为啥还是败了

挽救大清！满清贵族的最后努力，剪辫子、学西方，为啥还是败了？作者：刘越本文转载自：浩然文史（ID:haoranwenshi）

皇权的象征紫禁城没有哪个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会放任政权走向崩溃，即使他们再昏庸再无能，也会想办法挽救政权。庚子事变之后，大清朝签署了《辛丑条约》，威严扫地，政权的权威性也遭到重创。而此时身处海外的革命党人与维新派摩拳擦掌，想要摧垮大清或彻底改变大清政权。于是，满清少壮派贵族“挺身而出” ，发起清末新政。

《辛丑条约》签署现场一、初出茅庐的少壮派与年老力衰的满清亲王相比，清末新政时期出现了一批年富力强的少壮派满清贵族，如后来的大清摄政王载沣、载涛、载洵等人。他们虽在年龄、资历与阅历方面都无法与前辈们相比，但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正符合大清进行的变革。他们在青年时目睹了甲午战败、戊戌变法，又亲身经历了庚子事变，这一桩桩大事给他们带来的只有无尽的耻辱与羞愧，而这种十分“稚嫩”的耻辱，一旦与他们年少轻狂的气质结合在一起，将会使他们毅然参与到拯救大清朝的新政当中去。

载沣1898年原本可以改变大清的维新变法，在慈禧的主导下被扼杀，但就在短短的2年之后，慈禧高调向八国宣战，最后反落得带皇帝仓皇出逃北京后，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弥漫在紫禁城的上空。

慈禧是时候重启变法了！因为当时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处于急切而紧张的情绪中，人们都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所以一切变革的考核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变革手段是否迅速且激进，也就是说，一旦推行新政的速度变慢，即使再合适，也会被认为是忽悠人。二、少壮派的改革措施尽管少壮派有许许多多的优缺点，但他们在清末十年当中的确做了许多事情，如1907年，清政府应邀前往参加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会上有人说大清朝没有正规海军，在海洋时代不具备头等国家资格。言外之意，就是大清不配参加国际会议。

海牙国际和平会议西方人的傲慢惹恼了参加会议的清方代表！！1909年，少壮派载洵出任海军大臣，他提出了一项庞大的海军建设计划，并向世人宣布，要在7年的时间里重建大清海军，为此他向度支部申请1800万两白银，用作海军建设资金。毫无疑问，在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清政府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重建海军，即使有钱也无法在7年的时间里建成。

载洵除此之外，少壮派贵族还积极参与司法条令的修订。因为受过西方法律体制的影响，他们对传统的严苛的刑罚制度十分不满，为此他们积极参与新型律法的修订过程。在他们看来，修订律法的首要原则就是要有人道精神，所以当革命党人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时，即使他犯了“弑君”的死罪，但为了表示大清朝开明开化的法律制度，汪精卫不仅没有被判处死刑，反而得到了政府的优待。而参加资政院并出任资政院总裁的溥伦，也对资政院事务十分上心，在各项事务的办理上都积极模仿西方立宪国家的做法。

溥伦三、少壮派的性格特征为什么少壮派在这次变革中脱颖而出了呢？首先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少壮派年轻，有朝气蓬勃的状态与不服输的性格。据统计，至1910年，少壮派贵族的平均年龄也只有30岁，如果回溯到10年前变革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大多只是20出头的年轻人。与保守的年长贵族相比，他们大多阅读过大量的西学书籍，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曾经有过出国游历的经历，他们并不认为向西方学习是多么耻辱的一件事情，反而一心想要通过变革使大清富强起来。第二点则是他们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在关乎大清命运的变革面前，他们不怕变革失败后丢官丢命，敢说敢做敢担事。如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归国之后，载泽敢于向慈禧禀明留长辫子不方便，并请求慈禧下令废除留辫令，这种大胆又激进的想法让慈禧很生气，但也可以看出少壮派是真敢说啊。

五大臣出洋第三点是政治上相对幼稚且处事经验不足。尽管少壮派有着种种优点，但他们的缺点和优点一样明显，而且缺点还很致命。年少敢闯固然使他们能够很快地接受外来新鲜事物，但同样使得他们办事冒失，做事容易不考虑后果且抱有盲目的乐观情绪。即使是在1911年保路运动与革命党发动黄花岗起义之后，他们依旧“谈笑风生” ，仿佛这些不会对大清产生任何威胁一般。甚至是后来的武昌起义爆发之后，他们在起义初期依旧不以为然，善耆更是与来者说：“以为东南各省之纷扰如同儿戏，倘中央政府立定脚跟，各省自然瓦解，并力劝余镇定，毋自惊扰。 ”都火烧眉毛了，他们还是让人别大惊小怪的，就这一点来说，大清的灭亡其实是命中注定的。分页标题

善耆文史君说晚清少壮派贵族参与下的清末新政的确展现出与以往所不同的气息，这一批接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新式贵族对西方先进的制度文化不但不排斥，反而十分乐意去吸收，这的确是晚清政府的一大进步。但也正是因为太过于年轻，他们在处理关乎大清国运的问题上经验明显不足，不知深浅，反而加速了清朝的崩溃。参考文献孙燕京：《清末立宪中少壮亲贵的政治心态》，《史学月刊》2016年第7期。崔志海：《海军大臣载洵访美与中美海军合作计划》，《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